(一)发展模式和发展观念
一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模式是治堵不力的根源，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高集中配置天然地带来了人财物流向的汇集。由于主体是趋向目标客体行动的，一定时间限度内的刚性需求不变，则引发特定空间范畴内人财物的高度聚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事实上，从可预见的规划角度，针对北京市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改革开放以后，城市道路体系规划设计之初很难预测到今天的发展状况。市区二环道路建设的初衷只是为了引流外地资源，缓解市中心的压力，三环四环的相继拓展没有几年的时间，交通压力短期之内迅速波及确实难以预料。那么，过多地苛责当局实有勉为其难之嫌。然而，一旦发展到三环四环的建设规划出台以后，不反思一贯的治堵思路的科学性，就是推卸责任。实际上，短期化，利益化的发展思想是调控屡屡失败的症结之一。交通问题本该规划治理，限制和疏导为辅。城市建设，交通建设前段规划预防才是明举。否则交通发展将始终滞后。中国政府什么都学习了，交通治理手段是世界最多运用的最好的，唯独没能学习避免问题的理念和方法，没能借鉴指导理念和发展模式。一言以蔽之，从预防的视角，城区发展理念的更新和前段规划是解决问题的良药。当局不是不知道，一是有意回避，眼前这块集中发展模式的香饽饽不放，顾不得均衡发展，舍不得滚滚而来的土地出让金，如果舍不得把擅自改变的城市规划用地高价让与高附加值的商业用地就更难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意识到政府与民争利是最差的经济政策。想要退出市场领域，缩小作用边界，不从体制机制的突破很难见效。
从中央到地方，中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至上的观念为指导，社会资源的配置均围绕经济来进行，于是有限交通空间内的超负荷流动资源的集聚效应出现，使得交通拥堵难以避免。进一步讲，这种观念本质上反映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综合国力认知的严重偏差--即综合国力的强大以经济为主，经济是“绝对基础”。中国着名国家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多次谈到，发展是个综合问题，综合国力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要素在内的乘法关系，不是加法关系，更不是“一个至上”，只要一个因素为零，综合国力整体为零。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这点，也在不断强化其他实力。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落实“全民而协调的发展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从这点来看，交通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局的发展观和综合国力的认识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