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问题”与“知识—法学路径”的社会—历史限度
——以福柯话语理论为参照
孙国东
【摘要】“邓正来问题”包括两个相关的命题：“中国理想图景”与“主体性中国”、“中国认同”。邓正来关于“问题化进路”（或“问题化理论处理”）的运用及对“范式”的界定受到福柯的潜在影响。以福柯话语理论为参照，知识—法学路径实是一种对“现代化话语”的话语分析，但由于缺乏社会—历史维度的观照，既未充分展现“邓正来问题”出场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其相对于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的解释力，特别是批判力。
【关键词】邓正来问题；话语分析；社会—历史
【全文】
不言而喻，邓正来先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出版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法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在我看来，这种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开创了“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1]也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主体性中国”等观念的登高一呼，而毋宁是因为它第一次诊断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甚至自中国遭遇西方以来）的思想病症（即缺乏以中国为根据的“[法律]理想图景”），并在反思与批判既有研究成果和学术传统（1978年以来的法学知识系统）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意高远、鞭辟入里的中国现代性病理学纲要。我把邓正来先生的这一病理诊断成果称之为“邓正来问题”，意在警示像我这样的后来者在其勘定的思想框架内继续努力，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然而，究竟何为“邓正来问题”？它是如何出场的？邓先生本人是否已经充分地回答了“邓正来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的回答。
一、“邓正来问题”及其内在理路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邓正来问题”大体上体现为如下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理想图景”问题。邓正来教授以中国法学为个案的分析试图论证：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法治的发展，而只能逼使西方法制/法治在中国的移植和拓展，实是因为它受到了一种源出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法治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据此，他认为我们处于一个没有（法律）理想图景的时代，必须结束这个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新时代。二是“中国认同”和“主体性中国”问题。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即以对法学这一“直接关注维续、调整和型构社会秩序”的知识系统的分析为个案，邓正来试图在其早期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向度相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进行理论探求的基础上，从学理上追问“中国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和可欲性”这一中国政治哲学根本问题，进而以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为理据呼吁“主体性中国”时代的到来。根据邓正来本人的提示，这两个不同的面向分别贯穿着不同的“红线”：前者以“知识—法学”路径贯穿着一条对知识所具有的“正当性赋予力量”进行揭示和批判的“红线”，后者则以“中国社会秩序及其正当性和可欲性”这一政治哲学根本问题衔接起来，其中前者“更为基本”。[2]基于上述两者的相关性，我们可以把“邓正来问题”称为“基于中国认同的中国理想图景问题”。
那么，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邓正来问题”（特别是作为核心问题的“理想图景”问题）是如何出场的？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对他所采用的“知识—法学”路径进行检视。对邓正来而言，“知识—法学”路径非常重要：它不仅不同于对中国法学进行总体反思的既有研究路径（比如张文显式的“政治—法学”路径和苏力式的“社会—法学”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从“邓正来问题”得以出场的内在理路来看，它的确是（或至少应当是）贯穿其研究始终的“更为基本”的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