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最终形式即一纸文本肯定被视为最重要的。不过，我们应该突出强调战略制定作为“过程”的重要与必要。这样，文本形式的战略不一定急于出台。在此之前，首先应有一个发动参与、反复讨论、调查研究的过程。必须看到，今天关注战略与当年制定法律不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参与国际大市场，中国有着制定知识产权法的迫切需要。而我们的现实是，一方面，我们自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制与文化基因，这片土地上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生长出知识产权法的树木与果实；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它已是国际世界趋同的选择，成为我们要融入的全球化市场的必选规则。在此背景下，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本土调查，也不允许基于本土调查作出太多的自由选择。
而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完全不同。战略要关注的，是如何将现有的法律规则与我国的科技、文化、经济等社会状况实现完美的结合、契合、融合，并使这一制度真正发挥其促进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此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否、战略内容的安排等，都不涉及我们对国际义务的承担。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是一项让知识产权制度深入本国社会的系统工程。为此，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不可能不经历一个反复讨论、调查研究的过程。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既合乎国际规则、又契合国情民情的战略工程。
战略的参与者应该来自方方面面。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各权力机关的意志、专家学者的高见。对于战略的制定，因为我们要让它成为本国土壤上开出的花，调查研究就不能再局限于小范围、内部人，而应该广泛发动民众。尤其要考虑到，知识产权战略既要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少了产业界、企业家的参与；知识产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科技文化权利与经济利益，也不应该忘了更多普通百姓的意见；甚至，我们也可以让假冒者、盗版者说话，让故意购买使用侵权制品的消费者发言。——如此，权利人与使用者、企业界与消费者、生产商与销售者、官员与专家、城里人与乡下人、东部与西部等等，都应该真正参与战略的起草制定。
这样一来，制定战略的意义将不单纯是为了拥有一个白纸黑字红印章的文件，甚至也不局限于成文战略所具有的指导实践的价值。——它成为一个过程，一个让所有国人参与知识产权事业的过程。历经如此过程，成文的战略是否完美，将不是我们惟一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