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次利比亚的内部动乱而言，也可能存在一些人道主义问题，但其否已经达到需要外部武力干涉的程度，值得怀疑。从北约空袭后的局势看，大量平民死于战争以及沦为难民系利比亚内战及北约空袭本身所致，而并无确切的证据证明利比亚政府一方仍在故意实施非人道行为，而此时北约并未停止武力干涉。就此，世间舆论普遍认为，北约发动空袭乃自己的战略、经济利益等使然；北约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推翻卡扎菲政府，并非出于消除人道主义危机等堂而皇之的理由，所谓的“保护平民”只不过是给西方国家赤裸裸地以权力界定的利益“穿上了皇帝的新装”而已。鉴此，我们决不能轻易地把《第1973（2011）号决议》解释为安理会已经授权对利比亚实行合法的人道主义干涉。
对于这种虚假情形下的人道主义干涉，安理会理应予以否决，而不应通过授权决议为之背书。然而，西方国家在安理会大搞政治运作的结果，最终有可能会形成像《第1973（2011）号决议》中那样措辞模糊的条款，[13]从而为西方国家滥加解释并据此实行武力干涉打开方便之门。因此，在安理会中，对于一国是否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等应当建立一套公正的证明程序，以防止西方国家以“莫须有”的罪名，获得对他国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授权。在此次安理会讨论《第1973（2011）号决议》的过程中，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说明为何投弃权票的理由时明确指出，不能在“可信信息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对利比亚进行武力干涉。[14]
不要说他国真的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情形），即使安理会判定该国并未出现这样的危机（本部分讨论的情形），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西方国家也会恃仗绝对的权力优势，发起单边的武力干涉，导致国际强权政治最终抛弃国际法。就此，“人们广泛相信，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一旦诉诸战争，国家便不会在意国际法。在国际活动的所有领域，战争的利害攸关度最高。因而，国家不会纠缠于法律的细节。它们必须去做为保证国家利益需要去做的任何事情”。[15]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国际法之类的镇静剂无法压制西方国家在强大的国家利益刺激下引发的武力干涉之狂躁，但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对这种违法行为的抵制和反对所形成的社会压力，或多或少可使西方国家感受到单边人道主义干涉不是可随意动用之利器。实际上，西方国家在从事违反国际法的人道主义干涉之后，也不敢轻易地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因为它们担心其他国家会起而效之。例如，虽然1999年未经安理会授权北约对南联盟采取了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但在事后北约成员国要么宣称这只是一个“特例”，要么干脆不表明此乃基于人道主义实行的干涉并提出法律上的辩解。北约成员国之所以如此“缩手缩脚”，是因为它们担心会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以人道主义为由单边干涉其他独联体国家提供合法性依据。[16]
四、可以阻却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角色
在人道主义干涉中，政治是主因，道德是次因。据此，当政治和道德因素都不是非常彰显，或是道德因素比较彰显而政治因素不是非常彰显时，即当西方国家对进行武力干干涉与否的态度尚处在摇摆之中时，法律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干预变量。可以说，当政治与道德结合的动力本身并非十足，而法律又不承认它们为“合法婚姻”时，那么可能就不会有私生的“武力干涉”之产儿。此乃本部分所要讨论的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最后一种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