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维翰的描述来看，此项支出包括多项内容，其中两项为多，即招待差役的酒食与人马的花费。[37]这在账单中也得到了证实。账单1记载了1 140文的具体支付情况，“米酒”和“豆腐”为410文，“人马”为600文，“铃用”（零用，有时也被记作“令用”）为130文。其中的人马钱，显然是落进了那些办案差役的私囊。
5.铺班费与庭审制度
铺班费即坐堂审讯时吏役们的出庭费，也叫铺堂费。[38]账单1对此项支出只记录了一次，即清光绪八年（1882）三月十九日“讯案”时，被“索洋一元”。
铺班费是为开庭审讯而缴纳的，与清代基层司法中的庭审制度直接相关。状词写好并盖上代书戳记之后，可于放告日向官府投递，一旦受理，即标志着庭审程序正式启动。庭审程序是基层司法的核心，是官司最后结案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庭审过程也就成为吏役收取钱财的陋规和受贿的重要环节。案子审讯时，除了审官坐堂之外，一般还有捧印箱的承印书办一名，掌管仪门、执签唱名的门子二名，[39]记录口供、堂谕的招书[40]一名，吆喝持棍行刑的把堂皂隶二名。此外各房书吏依科伺候，轮班皂隶于东西皂隶房伺候，轮班快手各于仪门外伺候。[41]一起讼案，一般来说审讯的次数不止一次，加上如上所列之诸多人员，因而该项费用自然也是一项相当大的支出。账单1记录的铺班费用，一次就被“索洋一元”，可见其支出数目相当大，这也只是本案庭审中的一次记录而已。在清末徽州府黟县，审讯时常常“到案者十无一二”，“图批而不图审”的现象反倒比较常见。[42]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是与尽可能地避免被过度勒索铺班费有关。
三、陋规与清代基层司法中的潜规则
以上五类陋规支出，都是围绕着相应的基层司法制度而设，再现了清代基层司法诸多环节的实际运作状况。除此之外，账单中还有几项支出则暴露出了实际办案过程中诸多的潜规则，同样是清代基层司法运作实态的真实反映。
1.抄呈费与当事人抄状、抄批规则
抄呈费是指原被告通过贿赂“书差棍蠹”抄写状词和批语的费用，[43]主要包括抄状和抄批两项支出。对此，账单1统一用“抄呈”的名称来记录，共计洋12元、钱1 900文。支出时一般每次都在洋1元左右，比较规律。其中，有三次在一天中同样花去洋2元、钱600文，这可能是抄出多份的缘故。账单2直接用“抄状”、“抄批”来分别计费，“抄状”记录了两次皆为洋1元，“抄批”记录了一次为钱24文。
抄呈费反映了清代基层司法中存在着原被告贿赂吏役抄状、抄批的潜规则。在清代，官府接到任何一方的状词，没有制作副本发给对方让之提供答辩状的法定义务。此外官府所作的批语，尽管有的主张贴在衙门口，以便当事人抄录，但这也不是法定程序。因此，原被告往往只能通过贿买方可得到官府批语。[44]抄呈的目的，是为了及时了解对方或控或辩的内容与动向，以及官府对本案的态度，这对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关系诉讼的最终结果；反之，则会非常被动，甚至无所适从。因此，这给衙门中掌管呈词的发房书吏们带来了生财机会。
从两份账单来看，这项支出是所有单项支出中最多的一项，无疑给诉讼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为此，一些体恤民情的官员采取了相应的革弊措施。例如，黄六鸿就制定了“立状式”，规定在正状之外必须夹一副状。在解释如此做法时，他指出：“用副状者何？凡原告状准发房，被告必由房抄状，该房居为奇货，故意刁难，视事之大小为需索之多寡。被告抄状入手，乃请刀笔讼师又照原词多方破调，聘应敌之虚情，压先攻之劲势，两牍当前，殊难黑白。今设副状，幅方一尺，并刊印板，止填注语及被证姓名住址，而其词不载焉。准状之后，止发副状落房，出票拘审，房无所庸其勒索，被告无所据为剖制，则彼此所云，机锋各别，其真情自不觉跃然于纸上矣”。[45]像黄六鸿这样彻底的做法，实际上在清代并不多见。这两份账单足以说明，在清代徽州抄呈现象已成为诉讼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危害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