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衙门中的吏役实际上控制着百姓的整个呈状过程，从诉讼一开始就凭借呈状过程中的相关制度设置了多项陋规。从账单1来看，这些费用将近占了总讼费支出的五分之一，其中大部分属于贿赂，成为百姓打官司的沉重负担。为此，一些有魄力的地方官在到任之初，首先考虑的就是对相关吏役进行禁革。例如，刘衡就多次告诫属下要对衙蠹进行严禁，并告诫要慎用门丁；[23]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到任伊始就下令对门丁进行裁革，[24]并且饬令承发房必须将挂号等收费名目逐一据实呈报，不准稍有隐饰。[25]由此可见，他们对吏役在呈状环节中造成的弊端也是深恶痛绝。然而，要想使得衙门弊绝风清，仅仅依靠裁革几个书吏衙役是根本做不到的。
3.差票费、鞋韈费与牌票制度
差票费是指书吏开传票的费用，也叫“出票费”。对此，账单1记录为“出差票”、“差票”。此项用费，总共花去洋3元、钱7 434文。具体支付有一次付钱134文的，也有一次付洋2元、钱720文的，差别比较大，这可能与贿赂有关。鞋韈费是指对衙役承票之后下乡勾摄办案的支出。[26]账单1对此直接以差役的名字进行记录，其中“叶成”得洋1.5元，“汪梁”得洋2.5元、钱1 600文。而具体到每次的支付，悬殊比较大。账单2记录为“付差”，每次为钱几百文到洋1元之间。
以上两种规费支出关涉清代基层司法中的牌票制度。牌票制度是指官府出票遣发差役执行公务的制度。在清代，词状一旦被受理之后，免不了要出票对原被告或证人等进行传唤和取证，这些任务的执行离不开那些吏役，甚至像勘验现场和在官方参与下的调处，也得由他们来具体操作。[27]正因为如此，出票和执票的吏役自然就成为原被告竭力贿赂的对象。就下乡勾摄的差役来说，由于有利可图，他们常常为了得到一票，千方百计地贿求房科师爷和书吏。道光年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衙门里的头役“转向散役卖票，自数十两至二三百两不等”、散役“串通数人伙买—票，名曰朋票”的现象。[28]差票一旦到手，这些差役就会对当事人大肆敲诈。汪辉祖曾对差役持票下乡的情景描述道：“余族居乡僻，每见地总领差勾摄应审犯、证，势如狼虎，虽在衿士，不敢与抗，遇懦弱农民，需索尤甚。拂其意则厉声诃诟，或自毁官票以拒捕禀究，人皆见而畏之。”[29]廖腾煃也指出：“从来两造告状，必差皂快拘提。事无大小，而皂快视为奇货，需索酒食路费，不厌不止。”[30]
其实民间纠纷，大都为里邻口角，多因“一时竞气，冒昧启讼”，为此“应审者什无三四”。[31]因而，汪辉祖在充当幕僚时，只有必讯之案，方才签差传唤原被告，其余多批示族亲调处，[32]借以减少差役对百姓的烦扰。清康熙年间休宁知县廖腾煃与徽州幕友吴宏，为了革除“差扰之费”，饬令实行原告自拘办法。[33]而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则专门示谕，禁止差役人等与“本属家人私相往来及附耳密语等事”，[34]以期杜绝内外勾结，互相通气。但是，在现实中要想做得较为彻底几乎不可能。从账单对此项支出的数额和频率来看，此时的徽州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牌票横飞，差役肆行，百姓罹难。
4.夫马费与验勘制度
夫马费即官差的实地勘验费用。[35]账单1对此项费用只记录了一次，即捕衙于清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八日“勘地”，花了钱1 140文。
夫马费是在验勘过程中产生的，因而与清代基层司法中的验勘制度有关。地方发生命案或其他重大刑案，接到报告后，官府都会及时实地查勘。而这些官差一旦下乡，就要肆意敲诈，花去当事人大量的费用，直至倾家荡产。清光绪年间万维翰就曾描述道：“向来命案报到，随即出票，差役有票到手，即押令乡地，在凶犯家勒索钱文，搭棚挂彩，供应差役人等酒食。打点仵作、招房，使用乡地，又于中取利。是印官未及相验，而穷民早已破家。”[36]涉及民间“细事”，正堂官一般并不下乡，大都授予了差役人等。对于民间“细事”最为突出的土地和坟地纠纷来说，实地验勘则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而那些差役勘查之后做出的勘结，无疑将对最后的审判结果产生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在验勘之时原被告不得不忍受差役的百般刁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