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在中国传教，并且设立学校[4]，包括教会小学、中学、大学以促进传教效果，虽然从动机上看有些不纯，但在结果上却传播了西方社会的优秀文化和思想。对于我们的传主而言，他经历了教会小学（“三一中学”附属小学）、中学（四明中学）和教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虽然龚瑞祥教授也有些抵制教会学校（与当时年轻人的爱国情怀有密切关系），但我相信教会学校灌输的宗教思想在作者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记，而且千万不要忘记传主父母都是基督教徒。
这些思想对作者背诵、理解西方政治、法律、宪政体制的知识或许帮助不大，但是对于理解、体悟其间蕴含的思想，并且体察它们与中国传统的深层次区别（即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操作，还有）则有着“饭不够茶来凑”的意蕴[5]；虽然传主本人并没有说、甚至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但如果真的这样，则作者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笔墨描绘它。
其次，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到英国留学。当龚祥瑞离开教会学校，进入到清华大学学习，或许到外国留学就成为了一件更“自然”的事情，因为当时的清华大学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而支持中国教育。对于当时学习政治学，而且要研究公务员制度的中国学生而言，到当时文官制度非常发达的英国留学是非常好的选择，并可以观察这个国家实际的公务员制度，还可以比较、思考中国文官制。
再次，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政治事件。这是那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的共有问题。这些重要政治事件已经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辛亥革命，它持续到1949年。在这个阶段，是中国剧烈动荡的时期，战争是主旋律（军阀混战、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转型、不处于不稳定时期。第二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是新中国初步建设和文革时期，这段时间是取得成就，更是总结经验教训时期。第三个时期，即改革开放，它持续到现在；在这段时期，中国进入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社会稳定时期、正常发展时期。
简而言之，这些大事件既反映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更准确的说是太多变化，在另一方面它们也表达了生活其间的人面对近一个世纪的诸多事件可能会有的诸多感慨。
总而言之，则当感慨与作者的求学经历、人生阅历，与作者从事政治学、宪法、行政法的专业思考相结合时，它们成为了个人的政治、宪政思想史，正如陈有西对该书的评价，即该书可以“当作一本法学着作和作者法律思想形成史来读[6]”；当然，要进一步思考该书体现的法律思想、宪政思想，而不仅仅作为生活在20世纪的个体思考，则必须再深入解读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