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学者指出：“原心定罪的实质，是强调根据犯罪的动机、目的、心理状态等主观道德要件来定罪量刑。而衡量一个人动机、目的是否正当，是‘本直’还是‘志邪’的主要标准，则是儒家提倡的宗法伦理道德。这些伦理道德就是儒家经典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儒家通过引经决狱、原心定罪，不光是将经典置于法典之上，而且是将伦理道德置于法律规范之上，以达到以伦理率法，以伦理改法，并最后制定出符合伦理的法。……引经决狱或《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是同义语。引经决狱是事情的现象，即决狱时引的是经而不是法律；原心论罪是事情的实质，即以行为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是否符合经义来决狱定罪，以行为人之‘心’，亦即主观道德的善恶来决狱论罪。”[5]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我们所见的汉代引经决狱的案例中，有这样一种趋向：属于一般平民的基本上都是出罪，即从轻判决；属于皇亲国戚的则以‘君亲无将’为依据来严以执法。这样做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对引经决狱、原心论罪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第一，引经决狱无疑破坏了当时的法制，但问题在于破坏的是什么法制。秦代法制以严酷着称；汉承秦制，严刑酷法循而未改。引经决狱将经置于律之上，目的就在破坏当时的严酷之法。例如，当时的法律由族刑、连坐，‘恶恶止其身’这一条经义正好与之相反。第二，‘原心论罪’要求分清犯罪的过失和故意、一贯和偶然，要求在定罪量刑时考虑犯罪人的行为目的、动机和心理状态，作为一种刑法思想，是进步的。它的弊病在于过分强调犯罪的主观因素，而忽视甚至无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使人把握不住决狱的标准，会造成冤假错案，也不能避免酷吏‘因缘为市’。”[6]上述说法有助于我们从司法的角度加深对“原心论罪”的理解。
从古籍中有关“春秋决狱”的案例看，基本上都对当事人作了轻缓化处理。以下是相关案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