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说：“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志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如此看来，“人”只不过是缩小了的“天”，而“天”不过是放大了的“人”而已。这样一来，天的特性自然就是人的特性，天的规则自然也就是人的规则了。正如董仲舒另外所说：“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同而通理。”（《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既然“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因此，人类社会自然也应该“好德不好刑”。当然，不好刑并非不要刑，但刑应当处于辅助德的地位上，这就导向了“德主刑辅”说。正如董仲舒所说：“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辩在人》）这就是说，一种符合“天道”的治国模式应该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董仲舒还指出：“以德为国者，甘于饴密，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神》）这是进一步强调了德治的重要性。如果将刑罚置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上，那就违反了自然规律。董仲舒说：“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又说：“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春秋繁露·阴阳位》）“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春秋繁露·基义》）“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基义》）可见，德主刑辅合乎自然规律，而刑主德辅则违反了自然规律。
学者指出：“董仲舒在德、刑之间倡导以德为主，这是对孔子导德齐礼、孟子善教得民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无疑比专任刑罚要宽恕，也是对汉武帝时期严刑峻罚的强烈批评。”[1]笔者认为，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根据董仲舒“天人相类”的观点，人与天在外形和本质等方面均相类似，所谓“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之副在乎人”（《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正言此意。人是天的副本，在人性方面也是如此，人性的善恶对应着天的阴阳，并以天的阴阳作为其根据。如其所云：“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还提出了着名的“性三品”说，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但又称“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实际上，根据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具有圣人之性（天生的道德完善之人）和斗筲之性（天生的道德败类）的人都是极少数，可以忽略不计，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具备中民之性的人，故中民之性又被称为“万民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