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与展望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就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而言，无论是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是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抑或是刑事和解制度、非刑罚处罚方法，它们都远不如恢复性司法那么周详；就提高诉讼效率而言，刑事简易程序功不可没，但已无拓展的空间，显得势单力薄，亟须新生力量的加盟，而恢复性司法的“横空出世”不失为一支新生力量，给它带来福音。就刑事司法的未来走向而言，恢复性司法更是具有引领作用。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发现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非刑罚处罚方法制度与恢复性司法尚有明显不同，还能发现这些制度的不足和缺陷。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是对“刑事和解制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等已有的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造，还是径行对这些制度进行整合进而构建统一的“恢复性司法”制度。笔者的思考方案是：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非刑罚处罚方法制度”的立法规定，构建“新刑事和解”制度。
首先，“新刑事和解”的构建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变得没有必要。“新刑事和解”更加体现对被害人利益的全面关怀。这样就会使弥补被害人的精神损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质言之，即便被害人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各种犯罪损失包括物质的、精神的都会得到弥补。不仅如此，“新刑事和解”将犯罪人积极赔偿犯罪损失作为减轻对其刑事惩罚的法定情节，这样就可以激励犯罪人积极履行物质赔偿义务，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被害人的各种利益。
其次，“非刑罚处罚方法”将被纳入到“新刑事和解”制度体系之中。“新刑事和解”的构建不仅使我国《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变成刑事和解的处理手段，还能吸收“社区矫正”这一方兴未艾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即“新刑事和解”的构建能将包括“社区矫正”在内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纳入其中。
【作者简介】
陆诗忠，单位为烟台大学。
【注释】参见张凌等：《公法契约观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协议》，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
参见郭泽强等：《反思刑事和解制度》，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3期。
参见闾刚：《恢复性司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功能》；赵玉刚：《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程序设计》；狄小华：《复合正义与刑事调解》。以上3篇论文均载于王平主编：《恢复性司法》（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23、3页。
参见黄京平等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17页。
Frank, Arthur W.，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Chicago, 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p.28.
前引, p. 36.
Borkovec,Thomax D. Liazbeth Roemer and John Kinyon， Disclosure and Worry: Opposite Sides of the Emotional Prossing Coin. , Washington,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5, pp. 47-48.
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许章润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尽管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但是二者在不少方面特别是在具体操作上存在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二者都尽力避免刑罚的适用，都注重发挥当事人解决刑事矛盾的能动性。据此，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化，应注意与刑事和解的嫁接，切忌机械地移植。
在立法技术、立法风格上，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具有相似性，即追求法律的集成性、稳定性，倾向于“集约”式立法，反对分散式、判例式立法。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000年12月13日颁布，2000年12月19日施行）。
陈瑞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三种模式》，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杜宇：《司法观的“交战”：传统刑事司法vs恢复性司法》，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2期。
前引。
参见卫宏战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对量刑的影响》，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9月1日。
参见李国民：《杜绝“法律白条”，“赔钱从轻”不是办法》，载《检察日报》2007年2月1日。
前引。
为了进一步扩大与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提高诉讼效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手制定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进行细化。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减轻被告人的讼累，又制定了《
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上述两个法律文件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共同成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法律渊源。
林俊益：《程序正义与诉讼经济》，元照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87—165页。
王俊民等：《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化审定位》，载《法学》2003年第3期。
田宫裕：《刑事程序的简易化》，载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1997年版，第410页。
详细论述请参见左伟民等：《简易刑事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247页。
具体论述请参见邓晓霞：《试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之价值》，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
关于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学界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国家责任说”、“社会福利说”、“社会保险说”、“公共援助说“诉讼参与说”和“政治利益说”。
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张与限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代自序第7页。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7页。
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