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国
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近年来一直在强调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考量强制处分的适当性是法官的任务，法官必须在可能及可预期范围内，以其明确措辞裁定搜索，以便在可衡量及可控制的情况下干涉基本人权，并使其授权符合法治国家最低限度之要求。但是，联邦宪法法院在另一个判例中又婉转地指出，如果存在基本法第13条第2项之”紧急危险“，提请法官裁定，会因迟延而危及处分的结果时，允许”迳行搜索之“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联邦行政法院的同意。[3]
（三）日本
在日本，”制宪当时，政府之解释谓此二条文“（即第33条35条）仅对刑事程序而言，不及于行政程序，因旧宪法下之日本，行政法独自构成其固有体系，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分属不同系统之机关执行，且后者完全纵容行政机关以裁量左右，故行政程序之观念及制度，于战前之日本尚未建立{4}（P．111－142）。
日本最高法院起初于昭和30年有关国税犯则取缔法之事件中，判决认为《国税犯则取缔法》之调查程序系行政程序之一种，并非刑事搜索程序，而宪法第35条系有关刑事程序之规定，不得直接适用于行政程序。故《国税犯则取缔法》的有关规定并未违宪，即收税官吏进行临场检查、搜查、扣押时，需要得到地方法院或者简易法院法官的许可，由法官交付记载一定事项的许可状；”于必要且急迫时，虽未能取得法官之许可，于犯则事件现场，亦得为临检、搜索或扣押处分。“其后，在昭和47年的”川琦民商事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宪法第35条虽然主要针对将刑事程序纳入司法权之事前控制中，但不得因此将非刑事程序之强制行为，均排除于宪法第35条之保障范围外。但若具备下列四要件时，亦得无令状原则适用需要：第一，询问、检查程序非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第二，取得资料证据当然不能用于刑事程序；第三，手段仅以间接强制为限，无行使实力之行为；第四，询问检查有达到行政目的的高度必要性。
最高法院树立的上述四要件为其后的实务所承袭，并为学界所认同。因此，行政调查程序一旦与刑事程序有实质关联性，且有直接行使强制力之情形者，特别是关于临场检查、搜查和扣押时的程序保障，应有法官所发令状方可进行。不过，这一点没有一般法律的规定，而是由单行法分别规定。例如，《关税法》规定，除了现行犯的情形以外，关于临场检查、搜查、扣押，要求获得地方法院或者简易法院法官的令状。《证券交易法》规定，证券交易等监视委员会的职员就一定的违反《证券交易法》的行为进行临场检查、搜查、扣押，要求获得地方法院或者简易法院法官的许可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规定对现行犯的例外。《金融期货交易法》规定，证券交易等监视委员会的职员就一定的违反《金融期货交易法》的行为进行临场检查、搜查、扣押，要求获得地方法院或者简易法院法官的许可状。但是，《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第6条规定的”进入他人土地、建筑物或车船“的权力，虽亦授权警察官可以行使，但是属于”即时强制“，而有其急迫性之要求，不需要法官之令状{4}（P．111－142）；{5}（P．111－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