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亲亲相隐入律如何可能？
亲亲相隐从我国的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的成立，2000余年经久不衰，足以佐证其顽强的生命力，这亦说明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及独立的法律价值。今天，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语境下，亲亲相隐制度是否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一）实行法治，传统无法断裂
亲亲相隐滥觞于春秋战国时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演绎两千余年，生生不息，足见其生命力的强大。因为“一种文明模式的形成所历时间愈久、所涉空间（含地域、人口和社会规模）愈大、所及文化愈复杂，其生命力也相应成正比。”{3}（P6）作为维系家庭亲情伦理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亲亲相隐有着悠久、厚重的历史传统，通过保障家庭的人伦亲情来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被作为糟粕湮没在历史的沉渣中，在刑事实体法律和刑事程序法律中都不见其踪影，相反，法律以亲亲相隐的对立面大义灭亲为导向，约束、压抑、甚至是扭曲了人的天然的人伦亲情。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大义灭亲的亲属作证义务以及包庇、窝藏罪的规定遭到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巨大的惯性冲击，亲亲观念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亲亲相爱、亲亲相隐观念而触犯法律的人很多。因为，“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观念一旦形成，必将极大地作用于历史，即便在最初的条件已经消失、相应的制度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它也有可能长久地存留下去，于无形之中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4}（P85）亲亲相爱、亲亲相隐这种天然的人伦亲情经过几千年的传承、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包含着这个民族的遗传密码，已是千年之积淀，根深蒂固，深藏于民族意识的底层，已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之中。当下，尽管在制度层面摒弃了亲亲相隐，但在现实生活中传统的惯性依然在影响着我们，过去的遗传基因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得到传承，传统是无法割裂的，已经在我们不经意时楔入我们的头脑里，外化于我们的行为中。因为“传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较为固定的模式。”{5}（P14）
制度层面的现代与传统的断裂，进一步加剧了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以至于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缺乏回应能力，最后导致了法律的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如当下存在的有法不依、人们“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传统对现实的约束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任何力量无法抗拒的，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以传统为平台，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土壤，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P196）而且，“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认同赋予了各文化固有伦理以权威和效力”{7}（P344），使得传统对现实的约束无法逃避。既然传统的约束力量不可抗拒，那么，如何对传统进行改造、更新，实现与现代法治建设的对接，需要我们做出理性的回答。汉宣帝于地节4年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传统的亲亲相隐正是基于亲亲相爱的人伦亲情，这是传统亲亲相隐与现代制度设计的契合点。所不同的是，传统的人伦亲情立法把亲亲相隐视为一种维系纲常伦理的义务，而现代立法应该是以权利为本位，是基于人亲亲相爱本性的权利立法。因此，现代亲亲相隐的立法绝不是对纲常礼教的简单复制，而是以人权保障的理念为基础进行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