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出现了“亲亲相隐”的端倪，秦简《法律问答》记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秦律将犯罪行为划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公室告”的行为涉及到“贼杀伤、盗他人”之类的犯罪行为，知情者必须举报，但对于同居家庭内部的财产纠纷、刑事纠纷这种“非公室告”的犯罪行为，则不许举报，官府亦不受理。秦律关于“亲亲相隐”的规定是单向的，只规定了“子为父隐”、“卑为尊隐”。汉武帝时，儒家思想获得国家正统思想的地位，通过司法手段将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法律中，确立了“亲亲相隐”的思想。至汉宣帝时，“亲亲相隐”原则以诏令的形式正式入律。汉宣帝于地节四年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可见，汉宣帝的诏令揭示了“亲亲相隐”存在的合理性之所在，即“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体现了对血缘亲情的尊重，而且实现了秦律的“单向容隐”到“双向容隐”的过渡，即尊卑、长幼之间可以互相隐匿，但范围仅限于父子祖孙三代亲属和夫妻之间。汉宣帝的诏令从人性、血缘、亲情出发，使“亲亲相隐”原则获得了法律上的正当性，同时也是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伦理观念在法律上的直接体现。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引礼入法，至唐朝礼法双剑合璧，完美结合，“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华法系的定鼎之作唐律中体现的更加详尽、完备。唐律在《名例律》中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可见，与汉律相比，唐律规定的亲亲相隐的范围扩大了，而且规定了“亲亲相隐”的适用限制，如谋反、谋叛、谋大逆等侵犯皇权的犯罪不能适用亲亲相隐。这说明，法律对人伦亲情的尊重并不是毫无原则的无限维护，如瞿同祖先生所言：“家族与国，忠与孝，在并行不悖或相成时，两皆维持，但在两者互相冲突而不能两全时，则国为重，君为重，而忠重于孝，所以普通的罪许子孙容隐，而危及社稷背叛君国的重罪，则为例外。”{2}（P66）宋沿唐制，亲亲相隐制度被沿用，至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亲亲相隐”制度虽有所变化，但仍被保留下来，《大元通制》规定：“诸奴婢告其主者，处死。本主求免者，听减一等”，“诸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玷者，并禁止之。诸妻讦夫恶，比同自首，原免。凡夫有罪，非恶逆重事，妻得相容隐。而辄告讦其夫者，笞四十七下”。至明清，法律对唐律的有关规定作了一定的修改，但是未有原则性的变动。清末法律改革，体现中华法系的许多法律文化的特征被湮没，但是亲亲相隐制度被保留。从《大清新刑律》到《中华民国暂行刑律》、《二八刑法》、《三五刑法》、《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都有亲亲相隐的相关规定，所不同的是亲亲相隐由先前的义务性规范转变为权利性规范。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原则作为封建主义的糟粕被完全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