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腐败需要在立足国情的前提下渐进式展开
转型期应当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时期。在社会变革时期，要反对激进主义的改革主张，坚定不移地走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38]俄罗斯联邦处于转型期的这一国情，决定了反贪污贿赂法治化进程的“渐进性”。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进程，经历了“起步”、“推进”和“完善”三个阶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我国目前与俄罗斯联邦一样，也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腐败问题也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顽疾。在转型期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面临富国强民的主要任务。只有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只有建立在社会、政治与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我国的反腐败法治才能深入、顺利地进行。同时，我国的反腐败法治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走渐进式发展道路，在实践中不断磨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切不可急功近利。
（四）加快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在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治的进程中，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始终是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俄罗斯联邦国家公务员最初的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 是由叶利钦的总统令确认的[39]。而它的进一步完善,是由2008年12月30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完成的。在我国，早在1989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由于时机不成熟等种种原因，由法律确认的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至今尚未出台。但是, 我国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最终会确立的。确立的法律形式大致有下述三种：（1）借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的立法经验，由我国即将制定的《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予以确认；（2）在《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出台之前,制定单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专门性立法规定；（3）不单独制定单行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而是通过修改补充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把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公务员法》。对比以上三种方案，笔者认为，第一种方案是最佳的选择方案。
（五）建立健全从预防到惩治的反腐败综合治理体系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明确界定了“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确认了反贪污贿赂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反贪污贿赂的预防机制、国际合作机制、财产申报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反贪污贿赂制度和措施,实现了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从“分散反腐”向“系统反腐”的转变。同时，也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法》确认了一个从“预防”到“惩治”的反贪污贿赂综合治理体系。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借鉴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的立法经验，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努力。（1）建立和完善反腐败预防机制。惩治腐败，重在“防患于未然”。而且，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坚持惩防并举、重在建设，强调要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重视预防”。（2）健全和完善反腐败责任追究机制。要惩治腐败现象，不能仅仅采取说服、教育、批评以及舆论监督的手段，而是要注重法律制度建设，强化和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由“权力问责”转向“制度问责”，这样才会走出“治标不治本”的反腐怪圈。（3）强化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腐败问题已经超越国界，日益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反腐败法治要始终注意国际合作。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这为我国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4）设立专门化的反腐败机构和组织。在反贪污贿赂方面，俄罗斯联邦不仅设立了总统直属反贪污贿赂委员会，联邦议会两院的反贪污贿赂委员会, 而且在总检察院成立了反贪污贿赂立法执行情况监督局，在联邦内务部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局等等。笔者建议，我国应在原有的传统型反腐败组织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并构建专门化的反腐败机构和组织，以利于我国反腐败法治的开展。
【作者简介】
刘向文（1943-），男，河南开封人，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ПбГУ)联合培养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生，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