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保护人民”，任委员的意见已经很中肯，“人民”是个政治术语，而且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理念，理应摒弃。
当然，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言，刑诉法第一条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其价值取向的问题。即制定刑诉法，到底要达到哪些目的？保护什么，反对什么，立场不能有丝毫的含糊。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刑诉法可谓“欲说还休”。
“第一条款”该如何完善？
（一）控制犯罪、保护诉讼参与人和限制公权力的目的要平衡
我认为，刑诉法最直接的目的还是实施刑法，惩治犯罪，保护全体诉讼参与人的人权。实施刑法，惩治犯罪是为了实现实体公正，而保护全体诉讼参与人的人权则是为了实现程序公正。需要特别指出，在刑事法领域，人们往往在不同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由于被追诉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作为追诉者的国家相比居于完全的弱势地位，学者们提到“保障人权”往往意指保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基于中国司法现状，我国刑诉法在强调保护被追诉人人权的同时，要特别重视保护被害人的人权。君不见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的被害方都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刑事赔偿？与此同时，辩护人、证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得到完整和有效地保护——刑诉法草案部分体现了这一目的，比如更加注重保障辩护人执业权利，建立证人保护制度。不过在律师辩护率逐年下跌，律师人身权利屡遭侵犯的今天，草案的现有规定还不足以改善恶劣的刑事辩护环境。事实上加强对被害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保护也是法治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如英国早在1892年就制定了《证人保护法》，美国1982年通过了《被害人、证人保护法》，1984年又制定了《证人安全改革法案》、《联邦犯罪被害人法》。简而言之，实施刑法，惩治犯罪体现了刑诉法的工具价值，保护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刑诉法的独立价值；两者共同构成刑诉法的首要目的。
在首要目的之外，刑诉法必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参与刑事诉讼的机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追诉权力。刑诉法在赋予有关机关控制犯罪权力的同时，必须对这些权力予以适当的限制。当然，刑诉法毕竟不是为了限权而限权，其之所以要限制公权力，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平衡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力图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之协调。正如耶鲁大学教授达玛斯卡所认为的那样，犯罪控制装置应该文明化，但也不应对其设置过度的障碍，健康的刑事诉讼制度不能让任何一方过于强大或羸弱。在谈到刑诉法制定目的时，部分学者只谈限权而忽略其它，多少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