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不懂基本的经济规律和企业运作真相而进行的有罪推定。其实，企业恰恰是出现亏损需要资金时，才会去借高利贷。不了解经济运营规律，是刑事司法人员造成错案的最大原因。
以含混说法模糊“挥霍”比重
“挥霍”，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认定诈骗的一个要素。对于挥霍问题，法院基本上都是混合在一起概说，而不是分开来表述具体挥霍数额。因为如果这样一分，数十亿元的诈骗中，可能用于经营的有数十亿元，只挥霍了几十万元，全案的定性就很荒唐了。
典型的像吴英案，法院判决的表述是：“向11人非法集资77339.5万元，用于偿还集资款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汽车及个人挥霍等，至案发尚有38426.5万元无法归还。”这7亿多元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合法的去向：还前债务、付息、购买经营性汽车，附带说了句“挥霍”。具体挥霍了多少？公检法根本没有区分开来说。因为吴英真正用于个人开支的很少，绝大多数都是用在经营上。
含混的说法，在死刑判决中非常不应当却又常见。这也是法院在这类判决中采取的一种最不严肃的方式。
以强行事后推定认定“虚假宣传”
诈骗罪另一个要素，是“隐瞒真相，虚构事实，引人误解”。现在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中的一个重要界线没有分清，就是将企业的前景预测、形象宣传、画册形象展示中出现的一些未实现因素，说成是故意的虚假宣传，而一旦出现崩盘，就认定为一种“诈骗手法”。
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任何企业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尚未实现的形象宣传。法院审判时，如果一个人把九分的东西说成了十分，就可以认定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引人误解”。这就是企业管理学、营销学同刑事司法把握标准的不同。集资诈骗中的“隐瞒真相”，主要是指企业在出现亏损时，没有把亏损的事实告诉贷款方，从而贷得了资金。结果还不了，公检法就定性为诈骗。
社会现实是，没有一个借款人在自己向别人借款时，会把自己的经济真实情况告诉贷方，特别是资金高度紧张临时转借时，被银行和高利贷逼债急于调头时，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财务情况告知贷款人的。如果说借钱时不告知资金困境就是骗，那么，“诈骗定性”几乎可以囊括所有负债企业。
前述“答记者问”中，在认定吴英“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向社会公众作虚假宣传的方法非法集资”时讲了四个方面。如果客观分析一下，这四个方面都是很难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