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于财政透明度和民主财政上述间接作用外，征地项目的信息公开还具有更为直接的功能：为财政透明度的制度建立提供人力资本的准备。信息的收集、编制、公开和信息决策的过程将会给地方政府的各级人员提供一个绝佳的培训机会，为财政管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升级探索出一条自下而上的途径。与此同时，被征地人，特别是农民也获得了公民教育的特殊机会。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培训教育与基础教育一般很难企及遍布在城市和乡村角落里的被征地人。且不说这种抽象培训的实际效果，畸高的私人成本就难以将个人吸引到讲堂中。不同于一般性的公共参与信息，面对征地过程中公布的信息，被征地人会因其巨大的激励效果，在个人经济利益驱动下解读和思考，从而积攒参与公共财政生活所需要的微观经济知识、财政知识和公共管理知识，[69]增强参与私权救济和公共治理的能力和需求。人力资本的开放性用途使得这一制度将能惠及其他的公民教育和公共参与能力培训，分享这些领域的动力。由此进行的公民培训对于我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也具有长期价值。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但并未就公民的这一宪法义务赋予任何的权利。[70]为被拆迁人和公民提供上述信息将有助于公民了解政府征收税赋和支出税收的详情，从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和非法律途径获得权利保护，从而弥补这一宪法缺陷。
五、结语
中央政府在短期内动用大量资源修订城市拆迁条例的决心，成都等地方政府具有创造性和强调人性的改革措施都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希望。但成都经验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性：地方官员的魄力和能力以及灾后重建带来的制度契机和推动力。[71]这些经验能否在政治经济生态各异的其他地区推广尚存疑问。与此类似，中央政府修订城市房产征收条例的最后助推力也得益于令人痛心的突发事件，但后者却未能将修法变为坚实和具体的法律保障。我们因此需要为土地制度和地方政府探寻更为普遍、稳定和长期性的改进动力，为之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而这样的动力不可能来自于远离土地的中央政府，只能来自于生活于土地之上、与之利益攸关的居民和对之进行管理的地方基层政府。建立信息由政府向个人的流动机制将有可能催生这样的动力，并为这一动力的持续存在提供具体细致的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
陈若英，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除特别说明之处，本文采用了广义上的征地概念，既包括政府对农村集体土地和集体土地上房产的强制征收，也包括政府对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既包括自愿的征收，也包括在双方未就征地赔偿安排达成合意后由行政机关或法院进行的强制征收。
在本文中，物业税指政府针对不动产的所有权在所有权期限内征收的税负，英文制度和文献中称为property tax。我国的学术界和媒体也常将其称为房产税。
在我国，政府对城市房地产考虑征收物业税的动机是多元的。除了增加地方政府收入这一传统目的，政府还希望借此抑制非自住型的城市房地产购买，抑制房价增长。本文仅考虑前一个动机和效果。笔者认为，不考虑第二个动机将不会影响本文的分析和结论。
例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
17条，2011年1月21日颁布生效，以下简称“城市房屋征收条例”。
《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条，1998年11月4日修订。
例如厦门市马巷镇西坂村一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村民胜诉，见“厦门：妇孺状告村委会获赔百万征地款”,
http://www. fj. xinhuanet. com/news/2008 - 09/25/content_14500146. 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日。村民委员会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并不明朗，参见章永乐、杨旭：“村民自治与个体权利救济—论村民委员会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再如，在天津一个案例中，法院依据村民自治原则，未对征地赔偿问题作出判决，参见陈虹伟，焦红艳：“征地补偿款怎分配61份起诉书折射难题”，载《法制日报》2008年4月20日，
http://finance. sina. com. cn/china/dfjj/20080420/12254773832. 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日。除特别说明之处，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不仅包括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定义的市县级和县镇级两级政府，还包括村民委员会。
《土地管理法》第47条，2004年8月28日修订。
参见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三（八）条，2010年6月26日，及《保障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和长远生计—国土资源部耕保司负责人解读，＜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最后一段。2010年7月10日，下文简称“2010年征地通知”，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gov.cn/zwhd/2010 -07/10/content-1650569. 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0日。
参见“2010年征地通知”第三（八）条。
同上注。
例如，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建设部负责人在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明确解释了这一立法权限的障碍，见陈菲、杨维汉和隋笑飞：“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新闻稿”，新华网：http : //www.ce.en/xwzx/gnsz/gdxw/201101/22/t20110122_2216291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1月26日。
《物权法》第42条，2008年1月1日生效。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2007年8月30日修订。
陈菲等，见前注。
参见“城市房屋征收条例”第三章。
参见“城市房屋征收条例”第17条。
参见“城市房屋征收条例”第20条及第三章的其他条款。
Coniston Corp. v. Village of Hoffman Estates, 844 F. 2d 461，464 （7th Cir. 1988）．
Andrew C. Florance, Norm G. Miller, Jay Spivey and Peng Ruijue, Slicing, Dicing and Scoping the Sizeof the U. S. Commercial Real Estate Market （2010年4月26日草稿，Copyright CoStar, Inc. 2010）附表3,http://www. sandiego. edu/business/documents/sizeofthemarketdraftApril26. pdf，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房地产企业投资额在2009年、2008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了人民币36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链接分别为：
http://www. stats. gov. cn/tjsj/jdsj/t20100119_402614880. htm, ht-tp://www. stats. gov. 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 htm,
http://www. stats. gov. cn/tjsj/ndsj/2008/indexch. htm。
Christopher Serkin, The Meaning of Value: Assessing Just Compensation for Regulatory Takings, 99 Nw.U. L. Rev. 677 , 683
较有影响力的一项研究是：Nicole Stelle Garnett, The Neglected Political Economy of Eminent Domain,105 Mich. L. Rev. 101 （2006），揭示了赔偿的金额甚至是评估价格的1.5倍。但这一实证研究的对象仅是印第安纳州（Indiana）一个市区（St. Joseph County）的征地赔偿案例，代表性不足。
例如：Curtis J. Burger＆Patrick J. Rohan, The Nassau County Study: An Empirical Look Into the Prac-tices of Condemnation, 67 Colum. L. Rev. 430, 439 - 40 （1967），作者揭示：在纽约的一个州（Nassau County） ,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84％的被征地人获得的补偿额都比按照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标准金额的低端还低，在57％的征地赔偿案例中的赔偿额都低于评估值的90%
Patricia Munch,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Eminent Domain, 84 J. Pol. Econ. 473（1976） （finding thatin Chicago, Illinois, from 1962 to 1970，low-valued properties received less than market value and high-valuedproperties received more than market value）．
Yun-chien Cha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Compensation Paid in Eminent Domain Settlements: New YorkCity 1990-2002，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9（1），201-244.
Yun-chien Chang, Empire Building and Fiscal Illus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Government Official Be-haviors in Takings,http://lsr. nellco. org/cgi/viewcontent. cgi? article ＝ 1146&context ＝ nyu_lewp，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0日。
这一派通常被称为“财政幻想派”（fiscal illusion theory）—该派认为，在地方官员眼中，征地行为的唯一成本是政府需要支付的补偿金，例如：William A. Fischel, Takings and Public Choice: The Persuasion ofPrice, in 2 The Encyclopedia of Public Choice 549（Charles Rowley ed. 2002）．
DarylJ．Levinson, Making Government Pay: Markets, Politic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onstitutionalCosts. 67 U. Chi. L. Rev. 345 ．357 （2000）．
《1970年安置协助和不动产收购政策法案》（2004年最后一次修订，Uniform Relocation Assis-tance and Real Property Acquisition Policies Act of 1970,42 U. S. C. § 4601-4655 （2004）前言。
《1970年安置协助和不动产收购政策法案》Section 203 （a）
例如：William A. Fischel＆Perry Shapiro, Takings, Insurance, and Michelman: Comments o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Just Compensation”Law, 17 J. Lega Stud. 269, 269-70（1988）。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很多，例如：张清勇：“纵向财政竞争、讨价还价与中央—地方的土地收入分成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收入的考察”，《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年第1期；李尚蒲，罗必良：“我国土地财政估算”，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参见唐在富：《中国土地制度创新与土地财税体制重构》，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59。
参见蒋省三、刘守英、李青：“土地制度改革与国民经济成长”，《管理世界》2007年第9期。
198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但该条例的第5条第（4）款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暂免征收。
蒋省三、刘守英：“土地融资与财政和金融风险—来自东部一个发达地区的个案”，《中国土地科学》2005年第5期，页3-9。
原文为“the art of taxation as akin to plucking a goose in a manner that ensures that it does not squawk”，Joseph Stiglitz On Liberty, the Right to Know, and Public Discourse : 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Public Life,Oxford Amnesty Lecture, January 27，1999。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和《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均于2011年1月28日实施。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3，页302-303。
http://www. census. gov/compendia/statab/st_abstracts. html.
关于这项制度的介绍和历史，见Stephen Diamond, The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of Benefit Taxation:Special Assessme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12 J. Legal Stud. 201（1983）。
Tax Foundation, Inc.，Special Assessments and Service Charges in Municipal Finance（1970），pp. 9－10.
参见Richard Briffault, A Government for Our Time? The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and UrbanGovernance,99 Colum. L. Rev. 365（1999）。
Vicki Been, “Exit”as a Constraint on Land Use Exactions: Rethinking the Unconstitutional ConditionsDoctrines, 91 Colum. L. 473（1991）．
参见Been＆Ellickson, Land Use Controls, Cases and Materials, Aspen Publishers, 2005。
参见李燕：“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是预算监督管理的基础”，《财政研究》2010年第6期。
George Ac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84 （3）（1970），488-500.
Joseph Stiglitz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所做的发言提供了一个综述：Information and theChange in the Paradigm in Economics, Prize Lecturer, December 8，2001，
http://nobelprize. org/nobel-prizes/eco-nornies/laureates/2001/stiglitz-lecture. pdf 。
Lucian Bebchuk,Jesse M. Fried, Pay Without Performance: Overview of The Issues, 30 J. Corp. L.647 （2004-2005）．
同上注。
例如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2条，美国联邦《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第308 （a） （A）条，以及美国联邦《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第114条。
这些措施涵盖科技、刑法和奖励：联邦法律要求排放企业安装24小时不间断的实时监控仪器，并在仪器记录上出现时间空白时认定企业超标排放，从而减少企业关闭仪器的动力。对谎报、漏报和私自改动排放监控设备的行为甚至施加了刑事责任；与此同时，用财务奖励诱使可能掌握排放信息的第三方主动向政府部门报告：法律禁止企业开除或是歧视向政府提供企业上述行为信息的雇员；法律明文授权环保部门对提供上述信息的人士给予重金奖励，奖金可以高达25万美元；上述内容摘自：Robert v. Percival, Christoner h.Schroeder, Alan S. Miller and James p. Leap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aw, Science and Policy, 4th Edition,Aspen Publishers，页933-944。
例如，Khanna, M.，“ Non-Mandatory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J Economic Surveys，15（3），2001：291-324。
Michael D. Guttentag, An Argument for Imposing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on Public Companies, 32Fla.St.．U. L. Rev. 123 （2004），对支持和反对美国联邦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文献综述。
Stephen A. Ross, Disclosure Regul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Implications of Modern Finance Theoryand Signaling Theory, in Issues in Financial Regulation 177（Franklin R. Edwards ed.，1979）．
Hirschman, Albert 0.，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Sta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0，转引自Stiglitz，前述脚注 。
Roberta Romano, Empowering Investors: A Market Approach to Securities Regulation, 107 Yale L. J.2359，2372（1998）和Stephen J. Choi＆Andrew T. Guzman, Portable Reciprocity: Re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Reach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71 S. Cal. L. Rev. 903（1998）。
参见王振清、胡华峰：“土地知情权保护若干问题探讨—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下个人土地权益的保护为视角”，《法律适用》2010年第6期，总第291期。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11条和12条，2008年5月1日生效。
国土资源部《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5条，2002年1月1日生效。
程义峰、秦亚洲、陈冀杨、金志：“‘信息公开’年考观察”，《瞭望》周刊，2009年7月20日，转引自：
http://news. xinhuanet. com/legal/2009 -07/20/content_11737839. 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0月2日。
2009年，杭州陈旭律师和他的当事人向杭州市财政局和国土资源局申请公开拆迁有关信息，见《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省级财政信息与部门行政收支公开状况评估》，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6。
《物权法》第62条和63条。
例如，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县预算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2009年10月22日生效）要求公开七项财政收支信息。上海市财政局《推进实际预算信息公开的实施方案》（2009年11月5日生效）罗列了必须要公开的具体信息类别，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和第22条。
John Stward Mill, On Liberty, Mill, J. S. 1961（1859）．On Liberty. In The Philosophy of John StuartMill. M. Cohen Ed.，New York : Modern Library : 185-319.
参见晏晨辉：“论财政透明度、良好公共治理与构建民主财政”，《当代财经》2006年第6期。
参见王雍君：“全球视野中的财政透明度—中国的差距和与努力方向”，《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7-8期。
参见王锡锌：“公众参与和中国法治变革的动力模式”，《法学家》2008年第6期，页93。
我在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的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的区别激励机制，并对该机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当现代财务和管理技能是公司上市成功所必需，而成功上市会给企业高管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本时，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学习效果明显提高，与传统的培训项目和行政高压形成鲜明的对比。见Rucymg Chen, The Information Challenge to China''s Legal System under the Economic Transition（英文草稿），
http://papers>. ssrn. com/sol3/papers. cfm? abstract-id＝1665435。
参见李韦森：“欧洲近现代历史上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提交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法律经济学与中国”讨论稿，2010年11月1日。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还权赋能—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一文中，作者明确提及了地震重建带来的契机和对改革进程的快速推进，页1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