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对于《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的“保证”的界定，终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关于“应当按照合同有关条款”确定条款真意之规定，应将系争案件中《还款协议》、《还本付息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全部条款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并从各合同条款之间的总体联系上阐明当事人系争合同用语之含义。在系争案件中，由于《还款协议》和《还本付息协议书》确定了代物清偿或由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法律关系，因此《补充协议》中的“保证”指向的是“以券抵债”这种代物清偿关系中替代给付物（行为）的品质，或指向的是由第三人履行债务关系中第三人的履行行为；而无论是代物清偿抑或是由第三人履行，因其清偿或履行的对象均是债务人的债务故该“保证”虽然具有担保功能，但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担保。具体而言：在代物清偿法律关系中，债务人的担保对象是他种替代给付标的物或行为没有瑕疵，否则债务人应当继续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在由第三人履行债务的法律关系中，债务人的担保对象是第三人的履行行为，若第三人没有作出特定的履行或者其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债务人构成违反担保义务而相应地承担违约责任；这种违约责任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同，不是代第三人履行债务的责任，而是继续清偿自身债务的责任。因此，无论是代物清偿还是由第三人履行债务该债务关系与原债务人自身债务不同的仅仅是债务履行方式或者债务履行主体，而债务内容本身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债务人所担保的代物清偿或者第三人履行债务行为实质上仍是债务人自身的债务，所以系争案件中乙公司在《补充协议》第1条作出的“保证”或具有担保内容的承诺，实质是对其自身债务的担保，而不是对他人债务的担保。若因涉案《补充协议》中出现“保证”用语就将其认定为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担保，将使本案陷入该保证是一般保证抑或是连带保证、保证期间是约定不明还是没有约定、以及相应的保证期间是6个月还是2年之争论，并进而可能得出本应清偿自身欠款债务的乙公司最后因《补充协议》出现“保证”一词而免贵的法律逻辑演绎结论。这种逻辑推演结论不仅与债权人甲银行同意接受债务人乙公司“以券抵债”的合同目的相悖，而且与甲银行同时缔结《补充协议》并在该协议中特别为“以券抵债”设置前提基础和生效条件的缔约目的相悖，更与《合同法》第125条关于“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条款真意的规定精神相悖。故原审法院关于“因双方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应认定乙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及“严格按照合同文义，因双方该约定无法实际操作，应视为双方对保证期限约定不明。依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2条第2项的规定，乙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为二年”的法律认定和法律适用不妥，终审法院予以纠正；但其判决乙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的结果正确，终审法院予以维持。乙公司关于其因保证期间已过而免贵的主张于事实无据，终审法院不予支持。
评释
一、关于系争代物清偿合同是否附生效条件（停止条件）
（一）终审法院的判决书没有否认如下事实和法律关系，并且在许多方面予以认定：
1.乙公司和甲银行于1997年1月7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第5条关于“甲银行同意接收乙公司购买的丙证券公司经人行批准发行的特种金融债券3000万元用于抵偿双方的债权与债务”的约定，构成了代物清偿合同。
当然，准确地说，由于代物清偿合同是实践（要物）合同，1997年1月7日签订《还款协议》时尚未交付特种金融债券，双方之间成立的是以物抵债合同，乙公司于1997年3月3日向甲银行交付3627.8万元特种金融债券时，代物清偿合同成立。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以物抵债合同和代物清偿合同均未设置相应的规范，它们都是无名合同，我们不宜照抄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未交付标的物代物清偿合同即不成立的民法及其理论，而应同时承认以物抵债合同与代物清偿合同，在未交付标的物时作为以物抵债合同处理，而不作为代物清偿合同处理。[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