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阶段民主法治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法治理念尚未建立，即使对法制也无科学的认识，人治思想还很严重。其次，法制建设还不健全，民法、刑法、诉讼法都没出台。再次，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与法治相悖。
（二）民主法治的挫折期（1957年6月—1966年5月）
1957年4月开始的整风运动，6月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中国的政治方向大变，左倾错误不断发展，至1966年5月“文革”爆发，民主法治陷入挫折期。其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反右派之后，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四清运动等此伏彼起。以党的政策的形式否定了宪法中关于过渡时期经济成分构成、“逐步”过渡的时间要求及国家机构设置的规定。各种运动严重破坏了民主制度，个人专制和家长作风不断发展。第二，对俞平伯、胡风等文艺理论界人士的批判运动，严重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学术自由原则，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不断升级，同时也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保护的规定。第三，逐渐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格局，置党于宪法约束之外。第四，法律制定工作陷于停顿。正在起草的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被搁置，从反右派斗争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这几年时间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除了批准一些决议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立法活动{4}。总之，这段时间中国的民主法治陷入了挫折期。
但这个时期，民主政治生活虽然遇到严重挫折，但基本还是在有序进行的，其民主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全国普遍设立了地方的民族自治机构。
（三）民主法治的灾荒期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文革”确立理论、路线、方针的《五一六通知》,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文革”十年，成为我国民主法治的灾荒期。主要表现在：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权机关陷于瘫痪，公检法被砸烂，“革委会”成为唯一权力机关；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大民主”造成无民主，无政府主义严重，打砸抢抓盛行；法制遭践踏，刑讯逼供、任意逮捕、冤假错案无数，人民权利无法保障；领袖的意志高于一切，一言堂盛行；立法活动停止，除1975年“似阶级斗争为纲”的宪法外，没有制定过一部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