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文本，这种修订是否还有其合理性？换句话说，这种修订是符合当时的事实、作者的本意，还是相反？陶希晋的社会主义民法性质观到底是“是‘公法’”的性质观，还是“是‘公法’也是‘私法’”的性质观？考证史实、还原真相，进一步分析修订失实的缘由，还得对陶希晋“公法”“私法”的论述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一）陶希晋并没有提出“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原则”、“我们的民法是公法，也是私法”之类的观点
笔者根据现有资料考证，陶希晋首次有关“公法”“私法”的论述，是在1980年前后的那次在西南政法学院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14]；最后关于“公法”“私法”的论述是在他为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中国民法学》所写的总序中。笔者粗略统计，自第一次至最后一次，陶希晋先后共有10篇文章论及“公法”“私法”。其主要论点，除上文已有引文的7修订之处外，还有：
1981年4月24日[15]，陶希晋“关于《民法草案》的汇报提纲”中：我们认为旧民法从“私法”的角度出发，所以把民事制裁主要归结为“赔偿”。只讲赔偿，既与社会主义民法的“公法”性质相矛盾，又不符合我国国情{9}。
1981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陶希晋“关于民法起草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我们在民法起草工作中，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大体取得了一致意见。……3．我们的民法是公法。资产阶级民法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财产私有，契约自由”。而我们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生产资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受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一切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民事活动，国家都有权干预。在解决侵权行为和其它民事纠纷时，资产阶级民法是采取四句话：“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排除妨碍，赔偿损失。”这四种方法归根到底是两个字：“赔偿”。但是，只强调赔偿，这是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法是公法的性质不完全符合的{10}。
1987年第2期《法学》上，陶希晋发表的“法规整理与行政法制建设”[16]中：《民法通则》是当前我们所要加强的经济立法的基本法，其主要任务是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民法，与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民法有着本质不同。资产阶级认为民法是保护私有制、调整私人之间财产关系的，是“私法”，而我们的民法是“公法”，它不仅调整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且调整平等主体的“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它不仅保护个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保护国家的、集体的利益。那种认为民法不能调整“法人”之间经济关系的观点，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是错误的{11}。
这10篇论及“公法”“私法”的文章中：在谈及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指导原则或《民法通则》的特点时，先后1次提出坚持“把社会主义民法看作是公法，而不是私法的原则”,3次提出坚持“公法原则”；在谈及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性质时，“在社会主义国家，民法是公法，不是私法”；“我们的民法不是私法，是公法”；“我们现在搞的是公法，不是私法”；“民法是公法不是私法”；“社会主义的民法不是私法”；“我们的《民法通则》是公法，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是只能调整公民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私法”；“我们的民法是‘公法’”；“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法是公法的性质”；“社会主义民法，就不能看成是‘私法’”等类似提法之类共有12处出现。还有2处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否定资产阶级公法与私法相对立的理论”,1处批驳“把民法视为‘私法’”的“资产阶级‘公法’与‘私法’相对立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