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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

  

  至于行帮的社会治理,虽然没有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户之间的连坐责任,但由于市场经济中实际存在的连带责任,已经使行户成为彼此关联的责任整体,因而,为行户自己利益,行户必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互相监督,形成一个自我治理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连坐实际也是行会治理的内在基础。


  

  (三)连坐是政府规范和控制社会组织的重要手段


  

  历代官府对于宗族、乡里、行会这些社会组织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希望利用宗族、乡里、行会的组织力量管理民众,治理社会;另一方面又害怕它们,害怕它们不受管束,成为危害皇权的力量。如太平天国起事时,杨秀清、石达开等人都是带领盍族族人参加义事。为了让这些社会组织始终按照官府意志活动,只是官府治理社会的依托和控制社会的工具,而不成为反对皇权的力量,连坐制就成为必要的恐吓与威慑。连坐这一重刑犹如悬在这些社会组织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会因反政府而遭受灭顶之灾。这样,连坐就成为官府规范和控制这些社会组织、使这些社会组织按照官府意志发展的重要手段。


  

  三、余论:有关连坐和现代社会治理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宗族


  

  清朝实行族正制[2],承认族正司法权,承认族正行使着类似地方基层政权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宗族势力的发展{18}。但由于宗族械斗、健讼之风甚烈,政府也采取一定措施限制宗族势力过度膨胀。但从20世纪初开始,宗族开始衰落,其社会治理功能逐渐减弱甚至消亡。有关研究认为,宗族衰落出于以下原因:一是国家政权的干预。自清末开始,为支付帝国主义列强巨额赔款,也为实行“新政”重建国防,政府开支迅猛增加,人民负担日益沉重。而在增加赋税这个问题上,宗族利益必然与政府发生矛盾,宗族不可能成为政府的辅助,而逐渐成为政府反对力量。于是,从20世纪初开始,“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19}为此,国家正式的权力机构逐渐从县下延至乡村。宗族制开始遭到破坏。随后的军阀混战中,对财政的迫切愿望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权体系,而此后的基层政权丧失了教化功能和社会调节功能,赤裸裸地变成了税收机器{20}。大量农民破产陷入极度贫困化的境地,宗族所具有的互助功能也丧失了物质基础。国民政府统一北方后对乡村重新进行分区编乡,使村庄成为最基层行政单位。村庄取代了家族血缘组织的部分功能,家族也随之丧失乡村组织与管理的合法地位{21}。二是中国革命的冲击。早在大革命时期,铲除封建族权、没收公共族产、打击土豪劣绅、批判封建道德就是革命的重要内容。族权同政权、神权和夫权等一道成为革命的对象。解放以后推行的合作化、集体化、直至人民公社以及计划经济,使国家政权深入到社会每个角落,宗族自然无有立足之地。改革开放后虽然推行基层民主,但始终将宗族势力作为防范和打击对象。依笔者看来,除了上述原因,连坐制的废除也是宗族衰落的重要原因。


  

  清末新政一项重要内容是大规模修律。在修律中,连坐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被废除,宗族的司法权被剥夺。这样,宗族失去了作为社会组织制度约束,而逐渐演变为松散的利益共同体。宗正、族长因为没有了连坐的压力,不必再认真地履行管理职责;其他社会成员因为没有了连坐压力,也对他人不良行为,以及违法犯罪充耳不问。因为丧失了司法权,宗族法规单靠道德约束,自然不能得到遵守,宗族的纠纷调处也没有了权威,成了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的橡皮筋。加上农民贫困化,宗族互助功能无法进行,宗族的社会治理功能自然不能延续。


  

  改革开放后,宗族开始“复兴”,但“大量的家族并不具备传统家族所具有的典型的组织特征和功能作用。对大多数家族来说,迄今的家族活动主要表现为修谱、建祠等方面,家族的组织并不完整;更重要的是,家族组织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惩罚族民的有效的权力和制度保障和合法性;新修的家谱和宗祠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神圣和权威。修谱、祭祖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们对追宗祭祖的一种方式,对这些活动的参与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情感和文化上的认同。”{21}然而,尽管宗族只是文化认同,但其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则是无以替代的。诸如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也是温州经济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反之,因为没有家族支持,社会出现许多问题,贫困大学生就学就是典型。我们从媒体上看到,每年都有不少大学生因贫困无法正常就学,有的家长因筹集不到必要学费而投缳自杀。如果有宗族支持,家族的救济功能能够正常发挥,由族产支付就学费用,这种事情甚至悲剧还会发生吗?不只就学,就医、恤幼养孤、灾荒等方面都缺失家族的救济机制。或许有人说,这些可以通过社会救助机制来完成。但社会救助机制有其自己的问题。就拿政府救助来说,一是政府救济有一定条件,不可能救助所有的贫弱鳏寡灾幼;二是政府的救助仍然存在腐败行为,如现实就有低保款被挪用和掌权者瓜分的事例;三是政府救助以财政收入为基础,一旦财政出现困难,救助就难以为继;四是政府救助不灵活,最困难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可能因为程序问题不能实现。而相对来说,家族的救济机制灵活、简便,因为家族成员互相都十分熟悉,就不可能出现挪用、腐败这样的问题,更不会出现行政成本的问题。大儒顾炎武对此有精彩论述:“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意。……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10}家族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应该正确认识家族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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