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里的社会治理
以地缘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乡里。在不同时期，其名称不同，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周礼》就有“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7}这就是着名的乡遂之制。春秋时名相管仲十分看中乡邻组织，凡治安、风化、功罪、赋役诸要政，均寄予乡里什伍等组织{8}。另一名相商鞅同样在秦国进行了什伍组织改造。但管仲重人伦，其什伍组织功能主要为教化，而商鞅什伍组织则倾向于作为国法君威控制人民的力量{8}。汉承秦制，县以下组织是乡亭，《汉书？百官表》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税赋，游徼徼循禁贼盗。”唐代实行邻保制，以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百家为里，五百家为乡。北宋初期，县治以下有乡和里。神宗时王安石实施保甲法，十户为一小保，选一较富有之主户为小保长；五小保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富户二人为都保正及都保副正；每户有二丁以上出一丁，担任保丁。元在宋基础上增加了社。明太祖统一天下后，在洪武十四年设立里甲制。每里有一百一十户，由百十户中选出丁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剩下的一百户则组成十甲，每甲十户，每户在十年内轮充一次甲首。里甲制主要作用是征收赋役和调解纠纷{9}。明中后期，为治安抗倭需要，保甲再兴，逐渐替代里甲功能。保甲组织形式是十家为一牌，设牌头；百家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清基本沿袭了明的组织制度。
通过乡里进行社会治理，特别是通过保甲进行社会治理，颇得大儒名臣推崇，被认为是善治宜民的治教之基。乾隆初举博学鸿词沈彤评论说：“夫《周官》乡遂之制，自两汉、后魏以迄唐之盛、明之初，略仿而行之，皆得以善治而宜民。而大儒若朱子，名臣若苏绰，近世名儒若魏子才、顾宁人，又莫不称为治教之基。”{10}其实，在唐中期以前，乡里组织，如乡遂、乡亭，还是国家行政组织一部分，汉世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称为乡官制。唐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由郡县制向州郡县制演变，乡官制逐渐演变为职役制。在职役制中，里甲长不再是政府官员，也不由固定人选担任，而是百姓轮流充任。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随着人口增长，地方区划不断变动，地方事务越来越复杂，官僚队伍日益膨胀，朝廷没有能力委派更多乡官进行直接管理。这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也意味着乡里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将发挥不同以往的重要作用。这一转变在明清时成熟，乡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
明清里甲、保甲的社会治理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甲是官府了解民情、控制社会的依托。沈彤在谈到保甲作用时说：“保甲之设，所以使天下之州县复分其治也。州县之地广，广则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众，众则行之善恶有未详。保长、里长之所统近而人寡，其耳目无不照，善恶无所匿。从而闻于州县，平其是非，则里党得其治，而州县亦无不得其治。”{10}第二，教化民众，调解纠纷。教化民众、淳化风俗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官吏重要职责，官员若能使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则为循吏；否则，无论对经济发展有多大贡献，也是酷吏。太史公评价商鞅为“刻薄人”，原因也在于商鞅不事教化，一任苛法。明清主张以孝治国，非常注重民众教化。明朝的教化主要是通过保甲（里甲）＋乡约[1]的形式完成的。明建国之初，朱元璋在里社推行叙长幼、论贤良、睦宗族、和乡里的乡饮酒礼，强调乡里互助，并将社会教化措施归纳为《教民榜文》颁行全国{9}。同时为了配合乡里教化，赋予乡里老人司法权，根据《教民榜文》规定，凡是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窃盗、骂詈、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弃毁器物稼穑、私宰耕牛、子孙违反教令等事由，乡里老人有裁决权，并且这些审理裁决是在乡里公共场所—申明亭进行的{9}。明代运用保甲推行教化最好的是一代大儒王阳明（守仁）。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推行“十家牌法”，每家置一牌，上书家庭籍贯人口，有无暂住人口，以备官府考查。十家仍置一大牌，上书十家情况，日轮一家负责审察，如发现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应立即报告官府。若有隐匿，十家连罪。另“十家之内，但有争讼等事，同甲即时劝解和释。如有不听劝解，恃强凌弱，反诬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秉官。……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劝谕，务令讲信修睦，息诉罢争，日渐开导”，且指出落实十家牌法，则能贼盗可息，词讼可简，风俗可淳，礼乐可行{11}。同时，王阳明大力推行社学和乡约，以社学对民众进行正面教育，以乡约“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11}王阳明在南赣推行的保甲、社学、乡约相结合治理措施，取得了很好效果，对明代中后期及清代社会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预防贼盗，防止民众隐匿犯罪，同时又是实行“兵民合一”维护治安的重要力量。众所周知，商鞅实行什伍连坐制就是鼓励告奸，而他自己死于自己制定的制度之下。王安石的保甲法和王守仁的十家牌法都有将保甲作为兵民组织抓捕犯罪、实行治安联防的意图。第四，随着里甲制的衰落，保甲还承担了钱粮赋税等功能，成为官府难以离开的依靠。当然，因为士绅反对人甲等原因，在实际操作中，乡里的有些社会职能没有完全得到落实，但不能以此否定乡里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