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
——关于连坐与社会治理的思考
窦竹君
【摘要】连坐的核心价值是在组织成员之间形成互相监督、自我管理的约束机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乡里、行帮等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担负着社会救济、纠纷调处、行为规范、共同发展、社会治安等治理功能，其治理形式将利益和规范有机结合起来，寓规范于利益之中，在成就高超治理艺术的同时，极大节约了社会治理成本。而连坐正是维系这些社会组织发挥社会治理功能效用的制度基础。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应当汲取传统的营养，连坐（连带责任）仍然是社会治理基础之一。
【关键词】连坐；社会治理；宗族；乡里；行帮
【全文】
一提起“连坐”、“株连”这些字眼，人们往往想到恐怖、野蛮、血腥，或许是“株连九族”给人印象太过深刻，又与罪责自负的现代法治观念不合，“连坐”、“株连”遭到彻底否定和批判。然而，当我们拂去历史尘埃，透过血腥迷雾，回归到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沉下心来自问为什么一贯讲求“温良恭谦让”的中国古人能够允许如此血腥存在且绵延两千多年时，不难发现株连无辜的背后，并非只是残酷的表象，也并非只是维护皇权统治那么简单，而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基础。
一、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略述
根据治理理论，国家对于社会的治理都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之下，通过特定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安排，运用相应的治理资源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因而，采用何种社会治理方式，必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也与公共权力的安排有关。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自中唐以后，本着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基本准则，官府权力统治只及于州县，对民众治理一般通过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组成的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官府通过对社会组织的掌控和指导，实现整个社会治理。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民间社团相当发达，家族、村社、行会、帮会、寺庵等遍地开花，各类社会成员，无论是达官贵人抑或良贱民众无不生活于其中。官府依托基层社会组织进行治理就是中国社会特殊的治理方式。社会组织之所以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是因为无论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一个人不可能孤立生存，必然与社会发生关系，成为这样或那样社会组织中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结社权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每个人必须发生的有三个：血缘、地缘和业缘。血缘关系因为出生而产生，地缘关系因居住而产生，业缘关系因为职业选择而产生。从社会组织组成构成来说，这三者是最自然的，也是最容易被认同的，因此，以这三者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组织自然成为社会最基础的、最重要社会组织。这三种组织的典型是宗族、乡里（村社）和行帮，当然，他们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形式。
（一）宗族的社会治理
宗族与家族密切相关，家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房派结成的亲缘集团或社会群体单位。宗族乃家族的扩大，是指源于同一祖先、按照父系血缘积聚而成的同姓成员。在很多情况下，家族、宗族没有严格区别，二者可以互用。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许多族规影响后世子孙几百年，如着名的临安钱氏，北宋初年钱椒遵祖父吴越王钱谬遗训纳土归宋，钱氏成为仅次于皇族赵氏显赫家族，钱俶之子钱惟创修临安钱氏谱例，为钱氏后人订立了族规，钱氏后人谨遵祖训，人才辈出。从这一实际出发，本文用“宗族治理”而非“家族治理”。中国历来非常重视宗族作用，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且中国的宗族治理源远流长，早在茹毛饮血的人类早期，族治已显雏形。“古无今所谓国家，搏结之道，惟在于族，故治理之权，亦操诸族”{2}。而在国家出现后，族治及时演化为宗族治理，西周的宗法制就是宗族治理成熟的典型。秦统一六国，苛政酷法之下，宗族治理一度严重弱化。汉朝建立后，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宗族开始恢复，出现了许多豪门大族。他们实力非常强大，光武中兴有赖大族之力，汉末混乱和三国战乱都能发现他们身影。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大族更是垄断国家政权，经隋朝、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坚持不懈的压制才退出历史舞台。自汉至唐，宗族表现形式主要是高门望族。而自宋开始，经张载、朱熹等理学家的大力提倡，《颜氏家训》、《朱子家礼》、《司马居家杂议》的广泛传播，祭礼、宗祠的制度化，平民化宗族开始发展。明清时期，由于国家大力倡导，宋濂、杨士奇、王阳明等大儒名士的努力，中国社会真正成为一个宗族制社会，宗族成了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基础和依托。
宗族的社会治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促进家族成员共同发展。这在经商中表现非常突出。有关研究表明，徽人行贾往往结成规模庞大群体，人数动以千计，这种群体是以宗族乡里 关系为纽带结合起来的。在群体中，首领对众商在财力上给予支持，业务上给予指导，众商听从指挥，共同行动{3}。不仅如此，一个徽州商人发迹后，就有一批同乡或族人在其羽翼下发展，成为新的富商{4}。不只徽商，其他商帮，诸如晋商、洞庭商帮、宁波帮等等其他商帮都通过家族合作共同发展。第二，敦族谊，救济族人。族人共奉同一祖宗，对祖宗来说，所有后裔都是他的子孙，是一视同仁的，因而，族人应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敦族谊特别体现在对族人的帮助和救济上。家族一般都有族产，对于因遭遇凶荒、亲人过世等原因生活贫困的族人，可以动用族产维持其生计，并且其他族人有义务供养他们。许多家族设有“义仓”“义田”，专门用于接济贫困族人和在灾荒之年接济流民。帮助族人就业也是重要救济方式，或是凑本钱让他们做小买卖，或是划出田地让他们租种，或是提供进店学艺费用{5}。第三，兴办家塾义学，教育同宗子弟孝悌和睦，学习文化，鼓励科举。胡适先生自述其三岁丧父回到故乡后，就在家塾里开始接受蒙学教育{6}。很多家族法规明定设义学，如康熙三十五年修订的《毗陵长沟朱氏祠规》明文规定“立义学。族中贫不能延师者，俱送子人祠读书。如幼童品质颖秀，其父甘于废弃，不送读书，罚银一两。”{5}家中贫寒无钱参加科举的，由族产支持。第四，规范族人行为。主要有：(1)禁止违法犯罪行为，禁止族人窃盗，禁赌博，禁设赌场，鸦片战争后，又加上了禁鸦片。如有违反，就会受到打板子、逐出族外、公议打死等处罚。以（2)禁止有害睦族的行为。如禁挑讼，禁造谣捏造，禁奢靡，禁止盗伐祖先莹墓树木，禁止放纵牛羊毁坏庄稼鱼塘等，违者将受到不同处罚。(3)规范日常家族生活秩序。主要是规范祭拜祖先、卑下见尊长礼节，规范兄弟分家、收养立继、男婚女嫁行为，规范盖房、用水等行为，规范族人起居择友行为，禁止结交匪类，禁止斗狠、浪荡、淫纵等不良行为，规范族中男女关系等。第五，调处族人矛盾纠纷，规避词讼。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家族法规都有内部调解，规避词讼内容。这是因为，一则官府诉讼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诉讼成本太高，严重的可能倾家荡产；二则“无讼”思想深入人心，人们不愿意撕破脸面。甚至有的家族禁止族人充当讼师。第六，规范宗祠、族产的管理。上述内容在宗族法规中都有体现，总的来说，宗族的社会治理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人们日常行为基本包容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