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诉讼监督的效益论解读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刑事政策学界的主导观念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讲求实用，在这种实用主义观念影响下，刑事诉讼法学也越来越讲求效率或效益。其实，传统犯罪控制很少关注经济范畴，人们“习惯于将犯罪只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从政治意义上界定犯罪，并予以否定性的政治评价；或者将犯罪视为一种恶，从伦理意义上诠释犯罪，予以否定性的道德评价”，[7]但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紧迫的、无可回避的问题”。[8]顾培东教授认为：“法律的当代使命逻辑地派生出三项要求：第一，把法律对个别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行为主体延伸到社会。换言之，将个别主体行为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中加以认识；第二，法律应为有利于资源优化利用和配置的行为提供便利；第三，法律应能够启导或促进人们按照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9]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经济分析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渗入法学领域，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促使刑事诉讼不再只关注犯罪控制或人权保障，而是追求两种利益的衡平，这就有助于犯罪控制“度”的标定。因为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刑事诉讼被看作一种旨在增进纠纷解决效率（犯罪控制）和公正价值（程序保障）的制度。“公正是由司法效率没有大量缺失保障的”，[10]（P99）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刑事诉讼与其它的市场因素一样受制于“成本——效益”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公正本身即意味着效率，我们的任务即是标刻这一程度的位置，换算出在该位置上犯罪控制的效益值。换言之，刑事诉讼应确立一种能够刺激人的利益动机的经济机制，将刑法中权利、义务等资源予以合理配置，以实现刑罚效益最大化。这种效益观给了我们另一种看待犯罪控制的视角，该视角将犯罪控制二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犯罪控制。宏观犯罪控制不仅包括打击犯罪（微观的犯罪控制），而且包括保障人权。犯罪控制是保障人权不可或缺的手段，保障人权是犯罪控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且这种意义上的人权指的是社会全体的人权，而非仅指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人权，后者为微观犯罪控制所忽视而为程序正义模式所强调。“从国家的角度而言，保障人权不是刑事诉讼追求的基本目标，它的功能只是为了减少刑事诉讼中侵犯人权行为的负效应，以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效应。”[6]
刑事诉讼监督的效益论，旨在确定犯罪控制的最佳效益度；而犯罪控制的效益度，则是从效益观念出发对犯罪控制进行重新定位。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犯罪控制活动发生了以下变化：第一，在效益论视角下，国家在犯罪控制问题上开始寻求社会的支持，犯罪控制的立场由国家本位逐渐向国家——社会本位转变。借助于社会的触手，国家触摸到了以前单纯的刑罚所触摸不到的地方。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国家也能够从资源困境中暂时抽身，将节省下的资源用于严重犯罪的打击。国退民进催生了多机构协作的犯罪预防体系。据克劳福特所言，多机构协作“社区”犯罪预防模式是一个界限含混的、开放的结构体系，具有很强的管理色彩和注重实效的特点，同时他认为，作为一种干预方式，其更多地受到短期目标的影响，具有情境化的特点。[11]（P138）第二，犯罪控制从犯因控制转向情境预防。所谓情境预防，就是对多数犯罪分子遇到机会时凭一时冲动而实施犯罪的行为，通过加强安全防范措施来减少其危害性，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12]犯因控制理论则认为，犯罪分子之所以犯罪源于深层次的犯罪动机和非理性诉求，其强调通过对犯罪人犯罪原因的挖掘消除犯因，从而达到犯罪的预防和犯罪人的正常化。情境预防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占据犯罪控制主导地位的实证学派对犯罪率的持续上涨束手无策导致了古典学派在80年代的复苏，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模式。鉴于以往无论是强调惩罚的古典学派还是强调矫治的实证学派都将资源投入到刑罚和监狱上，但其效果却不明显的事实，正义模式在设计犯罪控制策略时，不再关注错综复杂的犯罪原因，而是将力气用于针对犯罪情境的改变。例如通过目标加固、出入口控制、闭路电视监视系统等措施增加犯罪的成本，成为最简捷省力的犯罪预防方法。第三，新时期的犯罪控制注意寻求被害人的支持。在犯罪率持续上升、犯罪方法花样翻新的21世纪，没有被害人的支持，刑事诉讼必然难以进行。为了弥补以往对被害人持久的忽视，重新赢得被害人的信任，国家开始关注对被害人利益的赔偿和补偿问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赋予被害人独立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例如被害人可以提供量刑建议），通过国家赔偿或犯罪人赔偿将被害人于困境中拯救出来，这些都是最近发展起来的被害人学取得的关键成果。通过被害人利益的强调避免了被害人的犯罪化，同时也增进了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另一方面，通过关注被害人的刑事责任分担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合情、合理、合法地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也有利于犯罪人认罪服判，最终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