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贫富差距的扩大是有组织犯罪抬头的主要背景，如中国大陆的贩毒集团的大量出现始于上世纪80年代，背景在于大陆与周边国家贸易往来日渐兴盛，从而使金三角地区的贩毒集团得以利用中国大陆作为毒品运输的主要途径，并随之产生了开拓中国市场的野心。而日本山口组的发展壮大则是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时日本经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了高速飞跃，各种产业也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山口组则利用其资金实力涉足演艺娱乐、营造、航空及各行业公司的经营权，从而在短时间内积聚了巨额的资本，一跃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黑帮势力。而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则为犯罪组织提供了足够的成员基数，如中国近年来破获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化趋势：组织者、领导者与骨干相对固定，而具体实施犯罪者则主要来自于无业流动人员，与之相同，日本暴力团的发展得益于其他国家移籍人员的大量加入，二战时被掳至日本的外国人在战后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即使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该类人员的就业仍处处碰壁，于是大批心生不满者便步入歧途，如壮大过程中的山口组约有半数成员由此而来。
此外，有组织犯罪之所以在东亚地区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在于该地区所特有的结社文化。在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内，家族不仅是繁衍单元，还被赋予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教育乃至社交等多重功能，因此，以拟制家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组织便具有了强烈的伦理本位色彩，而这种以伦理本位为指向的社会结构又使其中的共同体的维系依赖于自身认可的共同道德观而非西方社会中的普适规则与公共道德，进一步推演，正如韦伯所言，由此产生的氏族共同体便承担着超越或对抗国家法的重要的秩序维持机能。[10]
在发展历程方面，如上所述，中国大陆与日本在该方面的主要区别可简称为断代与延续。经历了毁灭性打击的帮会在中国大陆早已烟消云散，近年来出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无论在组织形式与成熟程度、势力范围，还是犯罪的高级化程度都与全盛时期的帮会相去甚远。反观日本，虽然警方不断加大针对暴力团及其主要头目的打击力度，如1967年发生于广岛著名的“仁义之战”[11]曾使山口组几乎遭受灭顶之灾，1964年的“第一次顶上作战”也给稻川会的前身“锦政会”以毁灭性打击，而仅2007年一年间日本警方便解散了191个暴力团组织，成员人数多达1400人，其中分属三大暴力团—山口组、稻川会及住吉会的旗下组织共有154个，成员人数约为1100人，[12]再如山口组的第三代组长田冈一雄曾被判8年徒刑，而现任的山口组第六代组长莜田建市（司忍）目前仍在狱中服刑。但遗憾的是，由于持续打击的态度不够坚决以及暴力团生存能力的提高，以山口组为首的各暴力团不仅未能归于消亡，反而仍然活跃在各犯罪领域，如前所述的“仁义之战”后，田冈一雄在短时间内又通过纠集残部，兼并对手使山口组迅速回光返照，同时又利用收买政府官员使警方放松了追击力度，连大阪警局即将建立的专用于打击山口组的“刑事部搜查四科”也无奈归于流产，其结果是，到70年代初，山口组在成员人数、势力范围、犯罪领域等方面都远胜于“仁义之战”前，“辉煌时代”再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