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等国都以“否认大屠杀罪”判处了多人，刑期从3个月到5年不等。其中，德国2007年将祖德尔以“否认大屠杀罪”判处5年徒刑引起广泛关注。此人在加拿大印刷了一批题为“为什么我们热爱希特勒”的小册子，其中充满“反犹太人”的言论和对于纳粹统治的美化歌颂。2005年祖德尔被遣送回德国接受审判，他的主要罪行是“否认德国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灭绝罪行，并宣称奥斯威辛集中营等是犹太人编造的故事”。
将警示上升到人类道义和公理的高度
相比德国在战后的彻底忏悔和深刻反思，日本战后的狡辩、抵赖和美化其侵略的言行，可谓是人神共愤。中国何不仿效欧洲国家，制定“否认大屠杀罪”，从道义、公理和法律上，将日本右翼政客不思改悔的恶言恶行，钉在罪恶的耻辱柱上，昭示天下，以告慰国人和那些惨死的先人。这样做，好处至少有三方面。
第一，否认大屠杀就是罪行，根本不是什么历史认识问题。我们一次次地愤慨、抗议，一次次地拿出“中日友好”苦口婆心地规劝，但这种姿态和处理方式，不仅没用，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没脸面，没骨气，没意思。说不定我们的悲情，反而满足了某些日本政客的阴暗心理，增加了其再次玩弄中国人民感情的快感和乐趣。设立“否定大屠杀罪”，有助于中日政府和国人明辨是非。
第二，可以省却中国官方在处理类似事件时的麻烦和模糊。如果再有日本政客大放厥词，直接在国内以“否定大屠杀罪”起诉，并向其他有类似法律的国家发出通缉令，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引渡罪犯”。如果其人敢来中国，直接在机场以“否定大屠杀罪”逮捕。
第三，有助于引起世界舆论对于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行的关注，并将这种警示上升到人类道义和公理的高度。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在西方世界早已家喻户晓，盖棺定论，没有任何公众人物敢于触摸这条公义的底线；而相比而言，同样被国际法庭认证的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却好像成了“中日两国”之间关于历史的“争议”和“口角”。中国人大立法所起到的宣示作用，比拍摄十部《南京大屠杀》所起到的效果还要好。
今年的人大马上就要召开，有良心的人大委员们请马上提请审议“否认大屠杀罪”，并以此来纪念中日友好40周年。
【作者简介】
吴旭，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