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传承的断裂缺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进步令人瞩目，但是积累不足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国国际法研究与实践基础薄，由于学术传统不悠久、实践经历断档，所以直接影响了国际法的研究质量。500年来，西班牙、荷兰等曾经在国际法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逐渐让位于英美，可以说明，一个国家的国际法与其国际地位基本上成正比，但会有一个时滞；国家强盛后，学术会繁荣，但不会如军事、经济、政治实力那样迅速；国家衰落时，学术会退缩，但是仍然会延续一段时间；其主要原因是学术思想的传承、学术人才的培养周期和学者的自身影响不完全与经济发展等现象同步。中国在兴起的时候，国际法会有比较大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但从现状上看，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与国力、国际影响不相称。这种情况不仅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相关，也与中国内部的情况相关。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从西学东渐之时[15]起算也不足二百年，中间还由于内战和文革等情况存在着人为的割裂和断档，真正的健康发展实际上仅仅起步于1978年之后。从学术传统上看，美国国际法协会主办的《美国国际法杂志》已逾百年，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伊拉克战争，见证并反映了现代国际法的重大事件，积淀自然深厚；《英国国际法年刊》起于1920年，同样历史悠久；英国国际法与比较法学会主办的《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刊》也进入了第59个年头，彰显英国国际法学界（但不限于此）的成就，带领读者思考国际法律的重要理论和前沿问题。总体结构与西方主要国际法期刊相类似的《中国国际法年刊》起于1982年，中间也经历坎坷和挫折，由于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以及编辑上的原因，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升反降。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中国国际法整体的学术积累。
（三）理论实践的制度疏离
深一步分析，国际法研究内容缺乏中国特色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从学者的方面看，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政治担当的传统，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古语中能够清楚地体会出知识与政治抱负的统一性。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深切的现实关注经常又转而使之成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方孝孺被灭十族、清朝的文字狱等一系列事件，知识分子经常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排挤和打击。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比较自动地成为两个序列：一个序列是紧紧追随政治的“御用文人”，一个序列是远居象牙塔的清高学者。但这种划分实际上割裂了知识阶层与现实进行联结并做出贡献的血脉。质而言之，知识分子需要用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对现实进行解读、批判和重建。如果仅仅是追随政治口号，歌功颂德，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独立品格就丧失了；如果仅仅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地闭门研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就会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都没有形成健康的知识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与政治体制没有很好的沟通渠道，同时也是由于政治系统对于知识系统的恐惧和轻视。这种双向理解不足构成了一种不良的循环。
在这样的前提下，学术界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脱节也就在所难免。最后导致了学界不知道政府部门在关注和应对什么，不知道能为国家贡献什么知识和思想；政府也不知道学者们在思考和研究什么，更不知道如何使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国家的现实需求完好对接，出现了疑问也不知道找哪些专家提供建议。这种互不通气的现象在中国的政府机关与研究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主导的，虽然一直有例外，[16]但是学术与实践的联合并没有成为总体的倾向。从实践部门的方面看，独断专行、长官意志、对学者不信任的官僚作风是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疏离的状况也就使得很多学者从客观上难以了解中国问题、中国立场，发展到在主观上不愿意考虑中国处境、中国问题，他们宁愿去分析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或者对于中国而言缺乏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不愿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的问题。[17]研讨别国的政策、问题、学说，当然对中国也有间接的作用，但这毕竟是间接的。
（四）学术评价的体系缺陷
我国国际法的知识生产在学术制度体系上存在着一些桎梏。
1．管理标准的数字化忽视了学术质量。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所注重的主要是数量，包括发表论文的数量、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层次、着作的数量等等。这种标准很自然地会衍生出重数字不重影响、重量不重质的知识生产方式，出版社、杂志社的寻租和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也就在所难免。[18]与此同时，学术期刊杂志有固定的页数，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要求，实际上却足以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化。学术研究的特点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一些重要的论题很可能长篇幅的、旁征博引地进行分析。英文评论一份研究经常会采用“extensive” (渊博广泛）和“intensive”（深入细致）这样的标准，充分显示了几乎穷尽所有重要资料进行广泛涉猎和深入分析的重要性。而一旦控制了杂志的页数，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文章的篇幅。[19]因为中国学术杂志很少一期只刊发几篇论文，为了保证论文篇数，就要压缩论文的版数，这使得很多论文面临着肢解、删削的命运。为了避免这种命运，作者的最优选择是在撰写的时候就提纲挈领、要言不烦。这种指导思想显然会降低学术论争的必要性和深度。
2．缺乏对优秀教科书的激励机制。笔者认为，教材质量问题的背后同样存在着机制上的问题，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很多教材一路滑坡，令人忧虑，这和教育政策对优秀教材的激励机制不足有关。[20]与学者生存状况紧密相关的职称评定、与院系甚至大学声望紧密相关的排名指标体系大多不考虑教材的问题，所以很多作者认为教材无关紧要，客观上引发了教材的低水平发展。低质量的教材引致较低的评价，较低的评价指引具有引导性的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忽视教科书的撰写，而这种忽视则进一步降低了作者参与教材撰写的热情和精力消耗，使得教材的质量无法提高。而很多西方学者会以毕生之精力撰写并不断完善其教材，教学相长、研教结合。其背后既有着学者自身敬业精神的支撑，也有激励手段的牵引。因而，很多不具有撰写教科书的知识积累与把握能力的人参与到教科书的撰写之中，而有能力撰写教科书的学者往往庶务繁忙，根本抽不出精力专心致志地撰写教科书，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学术体制问题。
3．科研项目缺乏有效的运行和结果监督机制。学术研究和教材建设等项目事前控制有余、事后监控缺乏也值得反思。依笔者分析，国家社科基金的很多结项成果很难达到人们期待的目标，学术生产劣质。也包括国家专门投资进行的一些重大项目，例如夏商周断代和清史，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周辅成教授在《伦理学教科书》的序言中，说道：“照当前的情况看来，我们即使花费国家几十万乃至数百上千万的课题研究经费，也未必写得出这样有价值高水平的着作。”{2}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学术机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国家投资引导的教材往往脱离学术规律和市场规律，最终导致纳税人的钱被浪费；而真正有思想、有潜力的学术思维难于获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