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国民参与司法的热心没有正确的认识。国民参与司法的热心并非来自制度的硬性规定，而是来自国民内在的法意识。日本著名的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在《日本人的法意识》一文中，曾把日本国民的厌讼倾向归因于日本人的国民性，认为日本国民中有一种“协和”精神，同时又由于其“国民性并非多嘴多舌”，使得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法律的规范性也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国民羞于主张权利，也就缺乏权利的觉悟与自觉。
二是强调国民参与司法的动机不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从政治和行政方面进行了改革。然而，无论是政治还是行政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赢得日本国民的赞同，国家权力依旧丧失其权威，国民依旧自信不足。正是在政治及行政改革濒于“失败”、国家权力处于“四面楚歌”之时，司法改革作为“回天之术”被提上了日程。[10]司法改革不单单被视为“司法改革”，而且被作为恢复国家权力的权威、增强国民的自信心、恢复经济优势，使日本在21世纪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强国的孤注一掷的“最后措施”。究其实质，日本此次的司法改革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进行的消极的司法改革，其强调的扩大“国民参与司法”的范围，只不过是靠司法对国民的迁就、靠减少法及司法的主体性和专业性来“改变”国民对社会的看法，从而赢得国家权力的权威。从这一点来看，日本强调国民参与司法的动机不纯。
三是对“现代日本法”没有正确的定位。如前所述，日本的司法改革并不是从司法本身的需要出发而进行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缺少了“现在”这一视点，忽视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60多年的“现代日本法”的定位。现代日本法有着美国法不曾有的“精华”和可贵之处，从“法”本身的立场来看，这些“精华”和可贵之处不仅不应被“改革”，反而应被进一步扩大和弘扬。例如《日本宪法》第9条所规定的“和平主义”原则；日本刑事司法中所体现的“宽刑主义”倾向。另外，50多年来的现代日本司法在“对公众（社会和民众）关系”中基本上恰当地维持了主体性和专业性。对公众而言，司法确实是有名有实，犯罪的惩罚、公众间纷争的解决确实是“依法办事”，作为“自然理性”的法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现代日本法也有一些消极方面。例如，现代日本司法机关所维持的主体性及专业性是以文化为基础，存在于与公众意向的协调及妥协中，带有脆弱性和相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