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永佃权人得请求减免佃租的规定，立法者无疑迁就了习惯，因为“永佃权为物权之一种，自理论言之，纵因不可抗力，致使收益减少，或全无收益，亦应由永佃权人负担，土地所有人固不负何种责任。然永佃权人多属经济上之弱者，故新民法为顾全实际状况及社会公益计，于第八四四条明定……”{10}这一点体现了对民间习惯的兼顾，也可以看出当时国际上社会本位思潮对立法者的影响。
但在其他方面，立法者最终与习惯彻底划清了界限。对于永佃权人不得转租的规定，立法理由为：“谨按土地所有人于永佃权人之设定永佃权，多置重于永佃权人的关系，故永佃权人将其权利让与他人，故无不可；然，如将土地出租于他人耕作或牧畜，藉以从中渔利，则与土地所有人之原意不符，且对于土地利用实有妨害”{11}(P.972)。民间一田二主的田面权人拥有自由转租的权利，这是其独立所有权的重要体现。而永佃权人在立法者看来只是租种土地者，如果他们可以自由转租土地，会违反合法所有者的权利，后者应该可以自由选择佃户{6}(P.93)。从这一点上，立法者将法律规定与民间广泛存在的一田二主区分开来。
永佃权人欠租可撤佃的规定将永佃权的性质进一步确定为他物权。根据近代物权法原理，所有权人当然享有对物的收益权。当永佃权人不支付佃租时，即妨碍了所有权人的收益权，土地所有人依法享有请求返还的权利，当积欠佃租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理应享有撤佃的权利。这种定位是对习惯中拖欠佃租并不必然导致撤佃的抛弃，也因此改变了田面主部分所有权人的地位，将田面主最终确定为租佃人，立法者最终在选择上放弃了民间习惯而实践了近代民法理论。
台湾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对永佃权的规定依据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精神，目的在于限制私有土地，“保护经济上之弱者”，“以召公允”{12}(P.194)。但从民国地价飞涨、业佃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出发，立法者无疑是站在地主利益上，损害了佃户的利益。从立法技术上看，《民国民法典》在撷取当时最先进法律理论的同时，注意对于本国民事习惯的尊重，在永佃权的一些方面，力图适应习俗。但在权利的核心方面，立法者最终坚持了西方法理。民国民法典留下的仅是永佃的租约，承认土地所有人是合法的所有者，否认了习惯中田面权的存在，留下了与习惯形似神离的永佃权制度。
余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