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族角度划分个人关系，内外之分有三个层次：一是以亲为内、以疏为外；二是以宗亲为内、以妻亲、母系亲为外；三是在宗亲范围内以本宗为内、以他宗为外。法律中的内外之分，实是亲疏之别，所以刑法中的“内”，从主体身份界定应为上面所说的第一个层次。由于“在西周宗法制下，各个家族内部，承继始祖祭祀权的嫡长子为宗子，为宗族的中心；堂兄弟（即三代）以内都应该共财，有余产的应该归宗族所有，有不足的情况可以得到宗族的资助”{5}(P.34)，所以，“内盗”者应为非同居共财的亲属之间盗窃。
奸 、宄词异而义同，均是指盗窃行为，其差别在于行为主体身份内外有别，加之根深蒂固的血统观念，而致产生不同的称谓。无论是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还是以地缘联系为纽带的国家形态，血统关系总是与亲属身份相联系并成为确定亲属身份的基本依据，因此可以认为，作为“内盗”的“宄”是中国刑法史上亲属相盗的最早萌芽。由之可以看出，盗窃罪最早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并且依主体身份而划定的亲属相盗作为盗窃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在上古三代就已经存在。
（二）刑法的借鉴
对于亲属相盗的刑罚处置，《国语》记载：“御宄以德，御奸以刑。”（《国语·晋语六》）西周礼治的要求是以教只德，目的是实现以德配天，人人贵德，重“德”就需以民为本，德治下的民本思想体现在刑法方面就是要求明德慎罚、反对不教而诛。具体而言，刑罚是种威慑，处于辅助地位，对于家族内部亲属相犯更是如此。首先，预防亲属相犯而“读法”，“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周礼·地官·族师》）其次，亲属间相犯适用特别刑法，“以五刑纠万民……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周礼·秋官·大司寇》）再次，亲属相犯得因亲属之宽宥而减免刑罚，《周礼》中记载有针对亲属相犯的八辟之制、三刺、三宥之法，其目的为“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周礼·秋官·司刺》）最后，在诉讼程序上，为求和谐而禁讼，加大诉讼成本，“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客观上具有防止亲属间因相犯（尤其是侵犯财产）而告的效果。这是一幅浪漫的田园诗般理想图画，虽难以确认这些制度在西周得以实行，但史籍的记录毕竟传达着那个时代先人的思想与智慧。
综上，所谓“御宄以德”就是对于亲属相盗，礼之于前而刑之于后。刑法中虽有亲属相盗之名，司法中却难有处罚亲属相盗之实，即使处罚也较普通盗窃为轻，这与“法律不进入家庭”的西方法谚有异曲同工之妙。排除其宗法观念、等级原则等历史痈疽，客观上具有团结亲属、亲睦家庭、和谐社会、节约司法资源的功效，其精神实质为秦帝国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立法所继承，并可为中国今日刑法所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