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述非权利化的利益关系和尚未权利化的利益关系，法律难以调整和保护，或者不加调整和保护，与人们对法律的期望并不相符。表现在，当人们将这些利益关系诉诸法院时，法院往往以其不具有可诉性，或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而不予救济。换言之，这些利益不具有“可以被任何人（特别是公民和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特别是法院和仲裁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特别是诉讼程序）加以运用的可能性”{8}。无救济则无权利，在很多情况下，无救济也就意味着无利益。体系化导致的这种僵化致使权利分析模式失灵。对此，民法学者也十分感叹。他们指出，一旦缺少权利的确定，在分析具体法律问题时就会六神无主，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利类型，就无法将某一类法律关系归人特定的民事规范体系里进行定位，并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8]
由于法律调整的僵化，作为其结果表现形式之一的判决，往往并不能击中纠纷的要害，不能真正地“解决”纠纷，而只能说是对纠纷进行了“处理”{9}。因为当事人诉诸法院且法院能够“依法治理”的只能是能够权利义务化的社会关系，而对非权利义务化的关系，法院则无能为力，即使诉诸法院也不会得到受理。而非权利义务化的关系可能恰恰是当事人之间纠纷真正的症结所在{10}(P.513)。对此，有民法学者指出：“裁判所处理之民事纷争，仅民事纷争中冰山之一角，且因裁判乃适用法规于过去之事实，一刀两断式确定私权之存否，有其决定性与规范性，当事人间协调之关系可能反而因此遭到破坏，纷争是否从根本被解决，似未必尽然。”{9}诉讼法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审判这种“一刀两断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往往并不能切合实际地、根本性地解决纠纷，相反却极有可能留下一些可再次发生争执的潜在隐患。[9]因此，非权利义务化的关系产生纠纷后，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当事人往往会义愤而勉强地将其套进法定的权利义务模具之中，以求得法院的受理和处理。而法院也会将这一扭曲过的关系视为该社会关系的真实状态，按照固有的“工序”，使用固有的“工艺”进行斫削、打磨，制造出一个“法律产品”—判决。可见，这样制造出来的判决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对这样的判决的强制执行，也可能引发所谓的“二次冲突”。而对此类判决实行执行和解，则无疑成为较好的选项之一。
3．权利体系化及权利分析模式，导致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趋向标准化、单调化
权利体系化，决定了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只得采取权利分析的模式，往往表现为三段论式的推理。但是，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抽象的权利概念以及由此进行的逻辑推理，在当代越来越与其初衷相违背。本来以保护人的利益为主旨的民法规范，引导人们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单面人”，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被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取代。[10]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日趋标准化、单调化，与社会生活的真实渐行渐远。究其原因，正如数学巨子哥德尔和德国法学家考夫曼所说，逻辑推理恰恰不能解决的是人本身的问题。传统法律所采用方法的根本不足在于它忽视了人的情感、直觉和心理需要。传统民法典犹如一台机器，在对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口号下，制造出来的是价值单一的产品，丰富多彩的生活元素被忽视了，人们的共识相应地被简化了{5}。
根据权利体系，使用权利分析模式“推理”出来的判决，也一应地标准化、制式化，成为一份冷冰冰、赤裸裸的“权利义务分配单”。这份权义分配单，往往可能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期待和实际利益状况，并且往往与社会的观感和期待南辕北辙。
4．权利思维模式过于强化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造成人际关系的疏离化和社会的碎裂化
从历史上看，权利是随着近代以来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的产物。可以说，权利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强制个人独立的技术出现的。一方面，毋庸置疑，其在打破专制的钳锢、解放个性、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由于其过于强化个人、张扬个性，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化，使社会缺少粘合力，进而造成社会的碎裂化{5}。有学者指出，基于传统权利思维模式，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诸如亲吻权{11}、追悼权、拥抱权之争，权利被无情地滥用了；权利类型日益增多，大有“权利爆炸”之势，但这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结果往往是权利越多，社会冲突越多，人的自由越小。有学者甚至悲观地认为，在法律考虑的社会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形下，一味地以权利归属的界定来调整社会关系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在人与人的空间距离和交往距离日益紧密的今天，人们相互依存的需要已大于相互独立的需要，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已与近代市场经济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人们的共同利益日显重要的情况下，权利在立法技术上的困境是无法解决的{5}。
（三）利益思维之引入与民事执行和解之基础
克服传统大陆法系的权利思维模式的局限性，无非有两种思路，一是“重起炉灶”，一是“拾遗补缺”。由于大陆法系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现实难以轻易撼动，“重起炉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惟有在既有的权利思维模式基础上“拾遗补缺”并加以适度改造，方是可行的选择。其实，从德国民法典建立权利体系的那天开始，“拾遗补缺”的工作就没有停止过。
1．法律原则对权利思维模式局限性之克服与利益思维之引入
在法制发展史上，针对权利概念及权利思维模式抽象、僵化的弊端，民法在强调权利及权利分析的同时，往往运用更为抽象的法律原则来加以修正，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权利滥用禁止”等原则。这些原则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和弹性空间。当社会中出现的某种利益需要法律保护，且根据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法律也应当予以保护，而法律上却没有相应的权利类型可以援用时，则由法官根据当时社会的综合情形，援用这些法律原则进行自由裁量。这一做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权利思维模式的抽象和僵化，使民法勉强能够适应生活化、伦理化、现实化的时代要求。本文将这种克服权利思维模式局限性的方法简称为“原则补救法”。
相应地，这种经由法官援引法律原则进行自由裁量而加以保护的利益，法理上称为“法益”。从历史上看，“法益”概念由大陆法系的主要代表—德国正式提出至今仅有100余年，比“权利”概念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从逻辑上看，“法益”的概念，是为解决利益类型化、权利体系化所带来的救济不周或救济不能的问题，以及为缓和权利推定原则所引发的矫枉过正、权利泛化的矛盾而提出来的{6}。“法益”概念提出后，学界对其本质的看法不一。笔者赞同通说，即认为“法益为经由法律原则所间接保护之特定利益（生活资源）。权利则为法律规则所直接保护的特定利益（生活资源）”。权利和法益所涵盖的利益统称为“法律利益”，与其之外的“非法律利益（一般利益）”相对应。一般利益、法益、权利，也是按照受法律保护力度的不同对利益所作的界分，这三种利益形态受法律保护的力度渐次加强{12}。
“法益”概念提出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折射出权利的本质要素之一是利益。根据权利思维模式，在权利所负载的利益之外，一切合乎价值判断、应予法律保护的利益不能被纳入具体的、有名的权利当中加以保护，于是提出法益概念。可见，法益概念的提出，事实上成为传统民法权利思维模式的一种反动，即在权利思维模式之外，引入了利益思维。
利益是人与法、法律文本与法律生活相连接的中介和桥梁，是分析、研究法律的产生、发展、变革以及法律的现实社会功能的一种理论切入点。法律则发挥着对利益关系的现实调整功能，是一种重要的利益调控机制。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法律，就可以把人们的思绪从精神的天国拉回到现实生活的世界。因此，在立法中应以利益标准，通过权利义务设定，实现对利益的第一次权威性分配。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应看到权利背后的利益，以利益标准衡称各种利益关系，这样才能作出公正的司法判决{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