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同意法的安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应坚持统一和平衡的主张：改革、发展的目的是建设法治，实现人的自由、幸福，而法治又是改革、发展的保障，既保障改革、发展的顺利推进，又保障人们所推进的改革、发展的方向正确，不偏离改革、发展的本来目的。笔者认为，在常态的法治社会，应坚持法的安定性、稳定性。当然，法的安定性、稳定性并不排斥法律正常的立、改、废。只是法律的立、改、废不能过于频繁，其限度应以不破坏法的安定性、稳定性为界。法律正常的立、改、废是保障改革、发展的变动性的需要。在某种极特殊的历史阶段和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旧的法律严重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且社会又不具有正常的立、改、废的条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超越法律进行改革，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市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改革，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常态法治条件下，人们必须坚持有法必依的形式法治和法的安定性、稳定性。这是法治对策研究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底线。
（四）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
关于学者在科学研究中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人们一般认为应二者兼备：激情与理性缺一不可。不过，有人更强调激情，认为激情应优于理性，有人则更强调理性，认为理性应优于激情。马克斯．韦伯对科学研究中的激情予以充分肯定，他曾在一次“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说，“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24]《法律与宗教》的作者哈罗德．J．伯尔曼特别强调激情与理性的“同在”与统一。他认为，“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在这个时代里，’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受”。[25]
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必须有激情，对策研究尤其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研究就难以深入，难有创新。例如，2009年我们“北大五教授”就《拆迁条例》违宪向全国人大“上书”，[26]请求国务院对《拆迁条例》废旧立新，此种对策研究成果一方面源于理性，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激情，是因当时多起自焚悲剧事件激起了我们“五教授”的激情。但是，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同时要有理性，应该用理性去激化激情和制约激情，特别是制约激情（包括学者自己的激情和民众的激情），没有理性制约激情，研究就可能走火入魔，研究成果就可能误导决策者和民众。
【作者简介】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