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民如何有效监督政府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即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均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而人民代表大会则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6]我国宪法同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自然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7]从上述宪法的规定看，我国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是通过间接监督（人民产生人大，监督人大，人大再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直接监督两种途径实现的。然而，这两种途径如何运作，间接监督和直接监督均应通过什么方式实施，如何保障这些方式的有效性，则是法治对策研究应解决的课题。例如，就间接监督而言，宪法和法律均规定了人大质询的方式，但全国人大几乎从来没有运用过，地方人大质询政府和政府官员也少有听闻。就直接监督而言，宪法和法律均规定了公民有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行使在实践中却有着种种困难和障碍。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待法治对策研究探讨产生的原因和化解的方法。
（三）公权力如何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
在当今社会，公权力不限于国家公权力，而且包括社会公权力和国际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也不限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还包括执政党的决策权、领导权。对于这些不同的公权力，在非法治的传统体制下，所强调的是一元化集中领导，即党领导一切，指挥一切，各种公权力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协调配合，反对公权力的分立和相互制约。而在现今的法治社会，绝对的集权肯定是行不通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绝对集权，绝对腐败”[8]的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从而追求公权力的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特别是相互制约。这样，一系列的这方面的对策研究课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既坚持执政党的领导，又防止执政党腐败；党的执政权力与国家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如何分配，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何处理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人大与一府两院之间，一府与两院之间，两院相互之间应不应该确立一定的制约关系，如果确立，这种制约的度如何把握，使之既保障国家管理的效力，又保障各种国家权力的依法和正确行使，不致使之滥用。另外，国家公权力与社会公权力组织（如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团体、协会、NGO、NPO等）的权力如何配置，二者之间如何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等等。如果不解决这些对策问题，法治国家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而不可能转化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