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中国宪法四部宪法都没设置专章规定宪法本身的效力、修改、解释等事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设置专章规定宪法本身的效力、修改、解释等事项从未进入立宪的视野。据许崇德教授介绍，在现行宪法产生过程中曾讨论过这个问题。1980年9月22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部分成员在讨论宪法结构时，“大家认为把如何切实保障宪法的实施，专门作为一章加以规定，是必要的”。但两天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在9月24日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全体会议上，“对于宪法的修改和监督，多数认为，可以不作一章单独去写。这个问题或者作为附则，或者放在总纲里做出规定”。于是，之后的《宪法草稿》没有专章规定宪法保障与宪法修改。但是，《宪法草稿》之后的《宪法讨论稿》“增写了第五章‘保障宪法的实施和宪法的修改’，共6条”。[13]最后的结果是，宪法修改和宪法监督既没有单独设章，也没有被作为附则或规定在总纲中，而是被规定在“国家机构”中。
三、我国现行宪法中“章”的设置之进一步完善
新中国四部宪法在几十年的变迁过程中一直维持四章的简洁结构，就整体结构而言，的确有优越于民国时期的宪法文本之处，但也绝非尽善尽美，因此也存在一个需要完善的问题。现行宪法的一个重大贡献就体现在对章的设置的完善上，这就是改变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将“国家机构”一章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之前的做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移到了“国家机构”一章之前。从我国立宪历史来看，尽管立宪成果中关于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的标题名称下，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以第二章“人民”规定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直接以“人民之权利义务”命名，但是，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设章以来，立宪成果中关于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内容在整体上都位于国家机构的内容前。现行宪法将“国家机构”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后，符合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宪法原理，是完善我国宪法文本的重要步骤，获得了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