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宪法，章的数目再攀新高，共十三章，依次是：第一章“国体”，第二章“主权”，第三章“国土”，第四章“国民”，第五章“国权”，第六章“国会”，第七章“大总统”，第八章“国务院”，第九章“法院”，第十章“法律”，第十一章“会计”第十二章“地方制度”，第十三章“宪法之修正解释及其效力”。这种体例安排也有一些特点，如将“法律”设为专章，在我国宪法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然而，根据比较宪法学家的统计，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普遍具有的四项内容就包括“关于法制的规定。宪法没有涉及法治或法制，但却包括了法律制度的一些方面，例如宪法自身的规定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以及和国际性立法的关系”。[8]其他三项内容分别是关于宪法自身的规定、关于国家组织的规定、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规定。可见，《中华民国宪法》将“法律”设为专章绝非标新立异。
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七章到《中华民国约法》的十章，再到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十三章，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阶段的主要立宪成果不断增加章的数目。这一特征也反映在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阶段。1931年出台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共八章，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则有十四章，各章名称依次是：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总统，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基本国策，宪法之施行及修改。显然，该宪法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思想。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章的数目在我国宪法史上迄今都是最高值。此外，该宪法在章的设置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第十三章“基本国策”。我国多部宪法文献中都含有政策内容，包括新中国四部宪法，但直接、明确以“基本国策”标题名称设置专章的，惟有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三）从章多到章少
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设七章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设十四章，中国民国立宪成果在章的数目上翻了整整一番。新中国立宪成果特别是新中国四部宪法文本极大减少了章的设置。这始于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除序言外，它设七章，其中第一章为“总纲”、第二章为“政权机关”，第三至第七章依次规定的是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纲领。它的章数降到了我国立宪成果设章以来的最低值，即数目等同于首次设章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新中国四部宪法的章数更少，都只设四章，低于前述民国时期任何立宪成果中章的数目，呈现出“从章多到章少”的明显变化轨迹。当然，新中国四部宪法都只设四章，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如在1954年宪法产生过程中，有人曾建议设专章规定选举制度、预算、宪法修改程序。[9]从1954年宪法的制定背景来看，这些建议应该不是原创性的，而是受前苏联宪法影响的结果。1918年的苏俄宪法共六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分别是“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预算法”；1936年的苏联宪法共十三章，其中第十一章是“选举制度”，第十三章是“本宪法修改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