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这类条款中，逻辑结构本身是完整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均已具备，唯独在具体的条文表述上，存在着语义模糊之处，以上所列仅是一些律文中的典型规定，至于例文，因为其本身就是为着具体化、确定化的目的而来，所以大都比较清晰，但限于语言本身的多样性以及不周延性，所以模糊之处，在所难免。
（三）自由裁量条款
严格说来，自由裁量与清立法者本意是不符的，《大清律例》之所以律例繁琐，修订频频，就在于使得王朝官员行政、司法皆有法式，防止官员自行其事、专擅独断。但是清律却沿用了一条自唐即传下来的律文“不应为”（律386）条，该条是一条典型的自由裁量条款，也可以称为律中唯一的自由裁量条款。客观来看，真正的、完全不确定性的条款，也仅此一条。
该条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律无罪名，所犯事由轻重，各量情而坐之。）”
该律中的关键是如何界定“不应为”，用现代法律语言来解释，此可谓“规范性之不确定概念”，又简称为“不确定法律概念”，“此种概念除内涵不清晰且外延开放之外，更寓有价值判断和当为内容，要求法官在具体个案进行衡量时，必须斟酌于某些特别情况是否符合有关之价值标准。不确定法律概念，诸如故意、相当、共同、善良风俗、公平裁量等，乃出于法律之要求，由立法者透过委诸法官具体化之方式达到规范之目的。”[21]
故而，对于什么是“不应为”，具体情形是难以通过列举的方式说清楚的，清代立法者明白此局限，于是将“不应为”的判断标准交给司法官员来制定，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所以判断的标准必定是千人千面的。这可能会造成某一官员认定的“不应为”，在另一官员眼中会不值一提，造成司法上的歧异。这就需要司法官员折衷法意与人情，创造出合乎大众正义的规则，以求得案件的圆满解决。[22]
“不应为”条细分之，又可别为二。一个是一般概括性的不应为，一个是不应为中的“不应重”，前者笞四十，后者杖八十。后者又可看作为一条刑罚裁判条文。两者皆多次被律内援引。几乎可做为一切轻罪的“口袋罪”。
为何立此“口袋”罪名，历来律学家作出了解释。明代应横《大明律释义》中即谓：“事变无穷，虽律令有不尽载而理则有定在。故曰律令无载而理有不可谓，即所谓不应为者”[23]在应看来，人不应为事者，当时“理有不可”之事，那么这个“理”究竟是何理？我以为应当为“情理”，包括“法理”、“天理”与“伦理”与“人情”等皆在上面，实际上若是将之视为援引性条款，亦无不可，只不过援引的法源并不确定，可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法”。
明代王肯堂则在《大明律笺释》中认为：“圣王制律之始，以天下事有万殊虑不足以赅载，故立此条，恐人附于律例以轻重于其间，殆仁之至也。”[24]则王认为之所以要在确定性的法律典中加入此一不确定性条文，实乃客观上社会生活纷繁复杂，难以用律赅载，又为了防止审判人员任意轻重司法，所以设了这么一条原则性的不确定条款，以防万一。
所以，虽然可以将该不应为条视为“自由裁量条款”，但其裁量时，虽无律例约束，但并非自由无边，仍要受“理”的约束。至于清代律学家对此律适用的其余评价，容后文申之。
以上大略将《大清律例》中的条款分为了三类，根据其不确定性的程度，由低到高来分类，前二者不过是法律条款形式上或者条款内容上有所缺失，根据法律本身或者作相关法律解释，即可以补充，而唯独第三种，则是内容的根本缺略，必须要借助司法官员“法律漏洞补充技术”才能进行适用。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的分析只是从法律条款文字角度着手的，至于该条款在实践中的重要程度，则并非考察的对象。换言之，不确定条款，并非仅仅是宣示性条款（如“十恶”条，也并非皆为具文（如“同姓为婚”条））。其条款规定的不确定性，有立法者主观使然，也有客观原因所致。经过数百年的立法修律，得以保留在法典之中的条款，皆有存在的价值。下面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此类“不确定条款”的应用，来分析其价值。
三、“不确定条款”的应用
对于第一类律例内的援引条款，其应用自然较为简便，按照律例所要求的去找到对应的法条，即可完成案件的处理。如律79“收留觅食子女”所附条例324规定：“八旗凡有呈报觅食油桐、幼女者，该管宫取具本人族长等并无捏饰甘结，照例移咨兵部存案。如有隐匿寄养情弊，将寄养受寄之人照引漏丁口律治罪……”我们看到“照……律治罪”字样，就知道这是一个援引性条款，那么《大清律例》中所述的436个罪名中并无“引漏丁口”字样，那又该如何适用呢？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清律中的436个罪名，并非为纯粹的单一罪名，应该目为概括罪名，其下还有具体的罪名，“引漏丁口罪”是律75“脱漏户口”一具体罪名，规定在该律文第三款中“若（曾立有户）引漏自己成丁（十六岁以上）人口不附籍，及增减年状，妄作老幼、废疾以免差役者，一口至三口，家长杖六十，每三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隐蔽他人丁口不附籍者，罪亦如之。”则条例324自可援引律75种的这条规定加以处理。
一般清代的司法官员当对《大清律例》卷首的“例分八字之义”不会陌生，因为这正是一种指示性的“凡例”，据此可以查找正确的法律规定，用现代术语来说，正是司法过程中“规范寻求”（对法律准则的考察）一环。[25]至于律例外指引，情况比较特殊。据上文所述，我们知道事实上司法官员在审判案件时，是需要参考其他法律渊源的，尤其是各部院的则例。有学者对则例的法律适用进行过探讨，本文不赘。[26]但是诚如何勤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