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企业常常是以公司作为自己的载体，如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自己的载体，或者以股份有限公司为自己的载体。在此种情形，也可以采取购买公司股份的方式来受让企业，而不再需要像在资产交易中那样个别地转移各项的企业财产。这种执行方式在学说上被称作为全部继受（Gesamtrechtsnachfolge），更多地则被称作为股份交易或者股权交易（share deal）。[8]由于这里不需要转移企业所包括的各项具体财产，而仅需要转移公司的股份，故从法律视角看待，这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事件和过程：这里必须适用有关股份转移的规则，在有限责任公司为企业载体的情形，必须适用有关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转移的规则，在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载体的情形，必须适用有关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移的规则。这进一步意味着若一块土地为一个企业所拥有，那么在采取股份交易方式转移该企业时，由于该土地的所有权人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仅是股份的持有人发生变动，故无需实行不动产转移合意和登记；也正因为如此，既不需要也没有可能对不动产登记簿作出相应的更正。[9]不难看出，采取资产交易的方式转移企业不仅费时，而且也是一项颇费成本的工作。因此，若企业已经以公司作为载体而存在，那么买受人可以通过股份交易而取得该公司的全部股份，或者取得该公司之控制性的多数股份，从而间接地取得该整体企业。这在做法上要简单得多：因为企业各项财产的权利人资格并没有因此发生改变，企业的各项财产继续为企业所拥有，或者说继续为作为企业载体的公司所拥有，只是公司的股份持有人，也就是公司的股东，发生了改变。[10]
二、法律规制体系对解决模式的意义
同一问题在不同的规制体系之下会有不同的解决可能性和路径。给付不能作为一个法律范畴，在事实构成进路的体系之下对于损害赔偿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同样一个范畴在法律效果的体系进路之下对于损害赔偿仅具有边缘性质的意义，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具体到企业买卖的情形也是这样。
（一）传统规制体系
传统的规制体系以德国民法典中的旧买卖法为典范。在这一范式之下，判例和通说均认为，出卖人原则上应当依照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法对企业的瑕疵负责任。但在旧法的框架之下，此举具有下述的重大缺点：瑕疵解除制度并不合适，因为当事人通常并不希望进行清算了结；在过失的情形，不存在一般性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就是不存在通常人们所希望见到的过失责任；对于请求权，适用短期的特别时效。[11]为消除或者为尽可能地减少这些缺点和不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系以一个十分狭窄的物之瑕疵概念作为裁判的依据，目的是以此种方式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创设适用的空间和需要，由此产生了双轨制的解决问题方案。[12]在涉及企业的一些特征数据的情形，如在涉及所出卖企业的收益、营业额或者债务状况的情形，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此一种类的情形，出卖人不再依照物之瑕疵担保责任规则负责任，而是按照缔约过失的责任规则负责任，并因此适用通常期间的普通时效。[13]
存在上述双轨制解决模式的原因在于，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仅对物之买卖和权利买卖作出了规定，[14]而没有对在此之外存在的其他标的物作出相应的规定。这倒不是伟大的德国民法典之父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性错误，而是在民法典创制之时，民法典之父们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除物和权利之外，尚存在其他的标的物可以作为买卖合同的标的，只是考虑到在这一方面尚不存在紧迫的需要，故此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制。[15]就是说，即使现在的人们一定要认为这是一个立法上的规制漏洞，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规制漏洞，那么这也应当是一个有认识的规制漏洞，或者说是一个有意识的规制漏洞，仅此而已。正是有这样一个漏洞存在，才使得判例和学说有可能在不同的解决模式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二）现代规制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