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此次事件的整体来看，公众的非理性又表现在了对一些问题有意无意的曲解与回避上。
首先是对归真堂上市的合法性判断问题上引入了道德因素，这显然是有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之嫌。有关这一点，在网易《另一面》的专题中已经对此有了专门的论述，大家不妨一看。
其次是对其他一些问题的回避，这种回避与上面提到的对举证责任的忽视是相关联的，我可以对此提出一系列的反问。引流取胆如果不应存在，那么诸如鹅肝之类的是不是也不允许存在？推而广之，所有的养殖业是否都要取缔？继而所有的种植业是否也应该取缔？继而所有的觅食行为是否都应该取缔？有不少人觉得鹅肝生产也很残忍，也应该取缔，不过鸡鸭鱼之类的可以接受。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杀鱼的过程：先是剖腹，然后取出内脏和腮，然后刮去鱼鳞，之后下锅翻炒，一直到下锅时，鱼仍然没有死透，也就是整个过程鱼是有直觉的。你来试想一下如果不这个过程放到人身上，我觉得也足以让古今中外的酷刑自叹弗如。于是有人就觉得应该全面吃素。既然网上不少人说“子非熊，安知熊之苦”，我想这也同样适用于“子非树，安知树之痛”。我们觉得植物没有所谓的痛觉，有任何的依据吗？植物显然是具备神经系统的，怎么能说没有痛觉？我们吃个番薯觉得很人道，试想一下放到人身上，把一个人活生生地拨了皮然后放到嘴里大嚼，这个场景我只在神话里看到过。
我接下来尝试着解答我所提及的公众的这种矛盾的表现，当然，解答注定是比较粗浅的，即使正确也只是涉及了某个方面。我的见解是，这种表现是人的思维方式特性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说的的大一点，是人自身局限性的结果，是人为人而非神的结果。
首先是思维方式上的，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人的认识以感性认识为起点，有可能会转变为理性认识。注意我用了“有可能”这个词，这显然是因为感性到理性的转变需要条件，而条件必然不一定成就否则就不叫条件。我们总是在听到一声我们所认为的“惨叫”中认定了引流的残忍，并且这种符号是如此强烈，以致像歌里唱“所有的辩解”都被以为是“企图”。而在之前的“方韩之争”中，韩寒的形象着实让方舟子黯然失色，人们实在不太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奸佞小人形象的胜利者，大家纷纷寻找能够反驳方舟子的证据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与第一个原因类似，是思维上的形象化与类比化倾向。我们对一个新的事物的认知，往往是从其形象入手，然后与我们熟悉的具有类似形象的事物做类比，会假设我们熟悉的那个事物的一些性征在这个新事物上同样具备，旧事物的一些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新事物。在判断是否残忍上，我们显然是把熊的反应与人的反应做类比，认为这种凄厉的叫声无疑是极端痛苦的表现。事实上，许多动物欢快时候的叫声在我们听来也仿佛满含痛苦，同样，许多动物泣血哀鸣在我们听来也觉得动听悦耳。也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才会觉得植物是没有痛觉的，包括一些低等生物也是没有痛觉的。这种想法事实上透露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也透露着以自我判断加诸他人之上的武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