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胡适先生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说：“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他进而认为：“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人们只有在民主的实践才能学会如何民主，民主制度本身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不断完善起来。同时，也只有通过民主的实践，使政府的权力得到制约，使政治逐渐走上正轨，民众才能够逐渐提高政治的参与程度和热情，民主宪政最终才能够取得成功。
我国清末民初民主宪政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这与统治者的不愿意让步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与参与博弈的各支政治力量不愿接受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掌握好斗争的策略也密不可分，还与一些政治家的素质、眼光乃至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把这一系列的失败都归咎于国民素质太低，未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镇压了改良派，取消了大部分的改革措施，顽固派又重新得势起来。他们转而支持义和团，掀起了排外运动，最终被八国联军打败，签订了《辛丑条约》。后来，他们又迫于形势，宣布实行新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准备实行“立宪”。然而，当各地的立宪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之后，以载沣为首的满清集团又搞出个了个“皇族内阁”，欺骗了国人，这不但更加坚定了革命派推翻满清政权的决心，还把相对温和的立宪派推向了革命一边。与此同时，他们又宣布把已经由地方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这成了辛亥革命革命的导火线。几个月以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满清政府垮台了。当形势的发展逼着统治集团要进行政治上的改革，专制统治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时，他们与其被动进行改革，不如主动进行改革，结束自己的专制统治地位，开户宪政之门。这虽然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但却以此换来社会的和平转型，也使自己有体面下台的机会。而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意进行改革，或者有名无实、换汤不换药地搞个改革，最终必将点燃革命的熊熊大火，连体面下台的机会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