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公约》与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具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缔约国可以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实现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目标，（2）缔约国应当在关于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中采取特殊的国际贸易规则。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根据《文化多样性公约》第5条、第7条和第8条的规定，缔约国拥有为实现本公约的宗旨而制定和实施其文化政策、采取措施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及加强国际合作的主权。各缔约方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在其境内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如在其境内创造环境，鼓励个人和社会群体创作、生产、传播、销售和获取他们自己的文化表现形式，鼓励获取本国境内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种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缔约国还可以采取恰当的措施保护其领土上面临消亡危险、受到严重威胁或是需要紧急保护的文化形式。根据上述规定，缔约国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著作权制度来保护创作者和作品传播者的利益以鼓励本国、本民族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也可以通过制定民间文学保护法律及传统知识的保护法律来保护濒临灭绝的民间文学和传统知识。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在民间文学及传统知识保护问题上有所置疑，[17]但在实践中，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都以法律形式对民间文学和传统知识给予保护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文化多样性公约》为构建关于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首先，《文化多样性公约》第20条第2款规定：“缔约国解释和实施其为缔约国的其他条约或承担其他国际义务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尽管缔约方在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中应当遵循WTO法律规则，但在解释和实施这些规则时应当考虑《文化多样性公约》的规定，即强调知识产权贸易自由时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多样性为代价。其次，《文化多样性公约》明确肯定了文化产品与普通商品的差异，文化产品不应当被作为一种普通的商品来对待，因此，在适用WTO法律规则时应当有所区别。正如加拿大者皮埃尔·克鲁兹（PierreCurzi）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多样性公约的通过，是国际法领域中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标志着文化产品和服务与其他商品和服务存在显著的区别，书本、电影、音乐显然不同于汽车或计算机之类的商品”。[18]最后，《文化多样性公约》为构建特殊的关于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规则提供了法律依据。《文化多样性公约》第6条第1款授权缔约国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在其境内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可见，公约并未阻止缔约国通过财政资助或贸易限额的措施来限制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而达到保护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目的。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两个措施呢？
（1）财政资助措施。这里所谓的财政资助措施，是指缔约国可以根据《文化多样性公约》第6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对本国的文化产品采取提供公共财政资助的措施，以保护和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化多样性公约》第18条还规定了设立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的具体措施，如提供技术援助、低息贷款等，以激励和支持创作并保护社会的文化遗产。由于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对本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给予扶持而非限制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因此，它们与WTO所提倡的贸易自由原则并不相悖。另外，根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3条第8款第2项的规定，成员国可以对国内生产者给予特殊的补贴，包括从国内税收中拨款以及以政府采购的方式给予国内生产者补贴。因此，无论《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给予国内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或传播者以直接财政资助或间接财政资助，都不与WTO法律规则相违背，对进口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人也不会造成较大的损害。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财力非常有限，他们也不可能给予本国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以过多的财政资助，因此，这一措施对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影响甚小。
（2）贸易限额措施。所谓贸易限额措施，是指缔约国对进口的外国文化产品规定一定的数量限制，以确保本国的文化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根据《文化多样性公约》第6条、第8条的规定，缔约国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在其境内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些措施包括：为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所采取的管理措施；以适当方式在本国境内为创作、生产、传播和享有本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机会的有关措施；为国内独立的文化产业和非正规产业部门活动有效获取生产、传播和销售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手段而采取的措施，等等。但是，该公约未明确规定缔约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措施以及这些管理措施的限度，因此在实践中就产生了一些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