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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

  

  我的这个判断有大量的间接证据。第一,香港的学术应当说是自由的,再考虑到其工资水平,对学术人才也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就其总体人文社科学术水平来看,其最高学术水准未必比大陆同类高校的最高水准更高,尽管其平均水准可能更高一些,但这至少部分得归因于其工资水平对学术人才的吸引力,以及其学者有更长期、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的结果。也许这话还是说得过重了,但如果限于法学而言,我的判断大致如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台湾。说实话,如果不怕得罪这些地区的学者的话,我觉得,就其思想性和学术冲击力而言,其最高水平甚至可能低于大陆的最高水准。我甚至预期,这种状况会持续下去,会成为一个长期基本稳定的格局。


  

  第二,就大陆而言,一些有意无意触犯了政治禁忌的学界人士,在社会中获得了较多关注,一般也会被普通民众视为学者甚或著名学者。一些政治观点与之不同的人也会尊敬其中某些人的人格,但这并不等于这些人的学术水准就高了。如果仅就其成果的学术水准而言,广大学界未必认同其学术,甚至未必认同这些触犯政治禁忌的言辞或文章是学术研究,事实上,其中有些并不被学界视为严格意义的学者。我不想贬低这些人的社会意义,也不认为学界的认同就是准确的学术评判标准,但至少我也不愿把政治和社会意义简单等同于学术意义。这就如同我在政治上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承认其意义极为重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新的哲学学术成果。


  

  上述分析一定会触犯很多人的情感,但我并不是以此为现有的政治禁忌辩解或将之正当化,即使有人认定我有这种用意,或缓和一点,认为有这种效果。我的目的在于人文社科学界必须打破对影响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发展症结的僵化理解,更注意经验考察。现代中国曾经有过政治权力严重干预和压制学术研究和发展的惨痛经历,目前也仍然有这样的政治因素,但如果把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发展不足主要归结为政治禁忌或学术不自由,已经不能成立。即使在政治学和法学这样一些具有很高政治敏感的领域,我也不相信只要允许讨论三权分立,允许讨论民主直选国家主席,中国的法学或政治学就会有很大的学术提高。也许在这些问题上的某些分析论证会更细致一些,更务实一些,但就学术而言,这仅仅是多了一个学者可以公开发表“论文”的地界或题目。多占一块地并不会使你成为比尔?盖茨,多一个话题也不会使我变成波斯纳。领域扩展并不提升人的创造力和智力,那种无事不知但就是不知思想为何物的人,我们见过很多。说句更得罪人的话,我觉得,如今有些学者只是用“学术自由”说事,以此来推卸自己履行学术责任不力,掩饰自己学术能力不足或干脆是将之作为自己学术懒惰的一个最便利的借口。


  

  事实上,不管还有多少不足,有多少争议,过去30年来中国的学术自由在总体上是增长的。虽然确实还有一些题目不允许公开讨论,但几乎所有题目都可以在私下或在小型学术会议上讨论。在目前中国,可能除了法西斯主义没有信徒外,什么主义的信徒都有,大家也都有自己的某种交流渠道,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相互之间的联系还基本是国际性的。尽管这种状态在许多激进者看来还不完美,应当进一步完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也同意。但我追求的不是符合自由之定义上的完美,我更看重的是后果上的完美。即使承认目前不完美,但它是否会影响、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钱钟书的《管锥编》主要部分是在“文革”时期撰写的,而今天有几位学者能静下心来写作并最终写出这样的著作?学术需要勇气,但勇气并不等于学术。学术需要环境,但环境也不等于学术本身。


  

  而且,对于这代学人应当不难理解的是,学术最终是为了回应社会需要,为了人类的生存。如果承认这个前提,那么我们可能还必须承认,某些令学者不快甚至反感的政治禁忌,从总体上可能有助于保证目前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之相伴的相对良好的学术环境,维系目前尽管不高但正在提升的学术质量。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以及重视后果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我认为,这种不完全的学术自由反倒可能是目前更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制度,并在这个意义上,是现实制约条件下的最可行的学术自由。[16]因为,至少不能排除,有关这方面解禁的要求都是出于学术考量,事实上有些是出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甚至不是政治学或法学的考量。如果这些问题开禁了,讨论诸如中国政体、政党问题,讨论包括台湾和西藏这类有关国家安全和民族统一的高度敏感问题,也有可能不出大问题,但不能排除引发社会对抗,甚至社会分裂。而一旦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学术发展的自由空间实际上会压缩,而不是扩张。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政治社会变革和学术自由获得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相反在一段时间内是全面衰落。就算不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至少在一些问题上,肯定带着强烈情感色彩的激烈争议也会挤压社会的学术思考空间,很可能形成人人表态的两极化格局,引发更多基于直觉和情感的争论,相当一部分的智力、资金和时间都投入到这些不会有或很难有智识推进的争论中,最后必定会减少在对社会发展真正可能有所裨益的领域的相应投资,同样会造成学术的衰落我就没看出台湾地区民主化后人文社科研究有什么显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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