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大学教育也有欠缺，特别是在一些相对新兴或有重大知识转型的社科学科。尽管中国在1978年就启动了改革开放，但转变不可能一日完成，在包括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这个过程至今仍随着社会发展而继续。受制于改革时刚刚起步的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环境，受制于师资、文献和资料的严重不足，教材陈旧且欠缺，也受制于那个时代的老师的学术禁忌、方式、习惯和水准，80学人受到的尽管是当时最好的大学教育和训练，今天看来却仍然严重不足。人文学科可能还好一点，还存在一些学术传统，社科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例如，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社会学学者，大都是从大学本科其他专业的毕业生转过去的，尽管后来补了许多课，但欠缺从一开始就表现明显。在法学学科中，当时几乎没有教材，没有学术著作和外国译著，甚至什么是学术论文、什么是文献回顾、什么是学术随笔、什么是学术专著、什么是著作，很长时间在学界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个问题与80学人的老师也有关系，尽管他们当中有不少优秀的、有见识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教师基本没有受过除资料和文字训练之外的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其中一些还基本是同80学人一起开始学术训练和学术生涯的；当时的大学也普遍以教学为主，发表和出版渠道非常有限，我们这一代的师长一辈中有许多人没有撰写过多少，甚或根本没有撰写过严格的论文与严格意义的学术专著。许多导师对学生的评价也只是看重学生的才气、见识或政治倾向，而不大关注理论思维，更少关注严密的学术论证。[11]
回头看来，甚至这一时期具有极大政治社会意义的思想解放，也给某些社科甚或人文学界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并且影响久远。例如，作者和读者往往以问题的政治、社会意义替代问题的学术意义，很少纯智识的考量，也不大关注培养学生的智识爱好，乃至许多本来颇有学术潜质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是以关注社会政治情势和解放思想为要点，这培养了一种以社会热点争论为导向的“学术”，甚至潜心于开发社会热点，引发社会轰动，误以为引发社会轰动就是智识和学术贡献，“著名”就是“顶尖”。这种风格和路径不仅塑造了这一代学人最初的“研究”风格和路径依赖，还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
缺乏坚实的以智识为导向的学术传统并不意味着没有学术传统，就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已经形成了对80学人以及后辈学人颇有影响的传统，对社会热点的关心，对社会轰动的追求，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立场或姿态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种自觉坚持的政治正确，各种形式的自我实践的学术审查也因此出现了，纯智识性爱好相对被忽视。不断地讨论并亮出自己的“主义”和立场，坚持所谓“敢讲话”的社会姿态，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有意迎合或有意抗拒特定受众，力求扮演有良心的公众知识分子；从儒家传统到自由主义，从保守主义到新左派，从民粹主义到神秘主义，许多学者总是更看重主义、学派和立场，而不是问题本身；更重视预期听众的感受，而不是重视自己的智识分析的贴切和透彻，这种倾向在这一代学人身上非常明显。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尽管如今整个社会的自由度增加了，但学者以各种形式的自我审查其实更普遍了，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这种自我审查是以规避还是以主动触及“敏感”问题的形式出现。
第三，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使80学人有了更多学术借鉴的可能，并从理论上看有了在中西前人基础上创造的更大可能，但仅仅是可能。回头看来，太多的国外学术信息使得外观上有别于他人的学术“创新”和“发展”变得相对容易，以介绍外国学术或以讨论外国学术源流来替代问题研究的著述更多，以新理论之搬用替代深思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基于学术的普世主义，许多人甚至误以为外国学界关注的问题就是或应当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问题，因此根本就忘记了，更谈不上发现和研究中国的重大问题了。30年来，一方面学术发展很快，出版物也激增，但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则很成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还在影响下一代学人。[12]
第四，学术人力资源的配置未必理想。尽管80学人总体上是那一代人中的学术精英，但绝大多数80学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经过自我选择而进入学界的，很难说他们的选择是出于学术偏好，并适合学术研究。事实上，不能排除有部分有一定学术能力但更有其他能力的人，鉴于非学术的其他利益考量而自我选择学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尽管大学毕业后的货币收入相同，或差异不大，但非货币收入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在职业选择上，与职业相关的非货币收入利益往往变成了一个重要考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高校显然是社会中相对好的选择；虽然货币收入没有多少区别，但高校的非货币收入一直是其他职业不可比的，特别是社会地位、闲暇，在当时还有出国机会以及职业回旋余地；这些在当时都是相当重要的非货币收益，其中职业回旋余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更是有相当高价值的一个选项。由于这些非学术的利益考量，当时留校或进入高校任教就变成了最热甚至最佳的社会职业选项。而在坚实的学术传统（标准或制度）尚未确立的条件下，对学术职位的竞争很快就会掺入非学术性因素。各种师承人际关系变得重要起来了，在没有全国甚至地方性的人才市场选拔学术人才的条件下，选留变成了高校获得学术人才的主渠道，甚至是惟一渠道。因此，从理论上可以判断，这一时期，高校的学术人才的选拔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一些原来学科传统不强或专业研究能力很难判断的学科内，例如政治学、法学这些学科。这不是批评这些学科不坚持学术标准，而是说，由于学术传统弱带来了学术标准缺乏，或由于学科发展太快而放松原来就很松弱的标准，或由于标准难以适用而流于形式。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能用各种与学术能力其实没有根本关联的表象或信号来做出决定，包括努力、勤奋、认真、刻苦、坐冷板凳、外语能力、谦恭、友好、言辞表达等似乎与学术有关但与学术能力并无直接关系的标识。尽管没有系统的数据，但还是有些经验证据可以证明我的这一分析结论。最典型的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改革后高校出现的人才流出，不少当年曾千方百计留校任教的中青年教师改换了职业，或者下海，或者半下海，许多书生一下子变作了商人。即使留在高校的，也出现了以包括“攒书”和讲课等准/伪学术或研究方式挣钱的现象；而这些行为则显现了80学人真正或复杂的偏好，以及在新形势下的对自我利益的重新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