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同时，“应当”和“价值”都有了多种意义，有道德的用法，也有非道德的用法。但就道德用法而言，二者没有太多区别。正如石里克所指出的：“我们在使用‘应当’这个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词是专门用来表示这种道德价值的：应当是‘内在于我的道德律’”。[18]本文不抹煞它们之间的差别，实际上，问题确实也比较复杂。但是，只要能充分地意识到这些差别，只要能慎重地对待这些差别，把“应当”当作标记，当作前述“价值”问题的标记，总不会出太大岔子。
在印象中，康德坚持和贯彻了这一“休谟法则”。沿着康德路线有相当一批人把已经存在的鸿沟，存在于“是”和“应当”之间的鸿沟，存在于事实和价值之间的鸿沟，给拓宽了、加深了，由此更加不可逾越。
当然，也有不同评论意见存在，这主要涉及到“实践理性”概念。凯尔森认为，这个概念，在康德体系中，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它以“意志”（ Wille）为核心，由此衍生出“应当”（ Sollen ）；另一面，它以“纯粹理性”为皈依，因而依赖于“是”。“应当”本来就不“纯粹”，这样一来，必定得回归到“是”。兼之，宗教残余仍有保留，所以，问题清晰度不能不大打折扣。[19]
以上意见，可以作为参考，但康德的历史作用，总归不容忽视。有许多人追随康氏，对康氏尊奉有加，他们所借助的也基本是康氏名号。但后来做法日趋彻底、极端，再后来甚至不惜“离经叛道”。相对说来，文德尔班还不是很过头，他试图用价值来统一各领域。为此，他提出一些理论前提，据介绍：“在文德尔班看来，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事实世界，另一个是价值世界。事实世界是表象（现象）世界，理论世界、价值世界是本体（自在之物）世界、实践世界。”“与这两个世界相适应，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知识，即‘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或者说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20]
很明显，无论是“价值论”，还是“自然主义”，或者是“经验主义”，它们同康氏“道义论”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差别。
四、法哲学中的二元框架及其超越
这些差别，在法学中尤为重要。如前，奥斯汀承袭边沁衣钵，在“事实”和“价值”之间，选择了前者，即“是”；在非道德价值和道德价值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前者更接近于“是”。这样才有了所谓分析法学。虽是“分析”，但并不“纯粹”。因为，法律在远离道德、远离“价值”、远离“应当”的同时，又滑向了“事实”、滑向了“是”的险境。
鉴于此，凯尔森提出了所谓“纯粹法学”。所谓“纯粹的”就不仅是“分析的”，即把法律和道德、“价值”区分开，把法律和“应当”区分开。同时，“纯粹的”还要求“规范的”，即把法律和自然（含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区分开，把法律和“是”区分开。[21]于是，法律实际上介于“是”和“应当”之间，介于“事实”和“价值”之间；与此同时，又把它们中的某些部分囊括在自身当中。体现前一方面的，即“制裁”；体现后一方面的，即“规范”（Normen）。简而言之，法律就是规定制裁的动态规范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