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赋予司法机关司法审查权，对行政机关行使征收权的目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最后审查。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司法审查是确定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是否合宪的权威裁决方式，而司法权力的被动性、中立性、判断性决定了司法机关是裁决权力和权利之间冲突的最权威主体。行政机关作出的征地许可决定、强制征地决定，必须接受必要性原则、衡量性原则和充分补偿的制约。从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存续状态的首要目的来看，征收应该是迫不得已的国家措施。行政机关行使征收权，必须保证对土地财产权利的侵害限于为实现特定的大众福祉利益所必要的范围之内。进而言之，“作为对基本权利影响很强的措施，征收必须符合一般的比例性要求，也就是说，对所追求的公共目的来说，征收必须具有适合性、必要性和相称性。……因此，征收必须遵守比例原则的各个层面的要求，并且受法院的严格审查。”{2}406
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机关是征收程序的最后关口，它以个案审理的方式审查有关征地立法的合法性，解决行政机关和被征地人在征收及其补偿问题上的争议，力图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实现监督、制约行政征收权的目的。鉴于英国议会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院审查的重点是行政征收权的滥用，而不是议会法律的合宪性。在征收机关与被征收人不能就补偿数额形成合意时，由具有土地估价权威的土地裁判所解决征地补偿纠纷。法院审查的重点在于行政机关是否遵循法定权限和适当的程序，实施土地征收。{4}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同样是行政征收权力的监督者。在法国，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判断者，是否进行公用征收应当由行政机关决定。但是，行政机关决定不是终局性的，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批准公用目的之行政决定及被征收财产可以转让的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限，财产所有人和其他权利人都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法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普通法院是私人自由和财产的可靠保障，只有它有权剥夺私人的财产权利。所以，在公正征收的程序中必须有普通法院参加，否则，不能转移私人的财产权利”，{5}374所以，在公用征收程序的司法阶段，由普通法院内部设立的公用征收法庭解决所有权的转移和补偿金的确定问题。对公用征收法庭作出的关于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裁判不服从的，财产所有人和其他权利人有权向最高法院提起复核诉讼；对公用征收法庭作出的补偿金额的裁决不服的，相关权利人可以向上诉法院公用征收庭提起上诉审请求，对上诉法院的裁决不复，还有权向最高法院提起复核审诉讼。{5}392在韩国，法院同样对土地征用的行政决定和行政裁决拥有司法审查权，当事人不服土地收用委员会的公用征收裁决，可以依据行政上的争诉程序请求将其撤销。{6}
二、义务制约
土地征收权既要接受宪法制约、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约，还要承受保障被征地人生存权的义务制约。这种制约体现为公平补偿原则和生存权保障原则给征地行为规定的相应法律义务。众所周知，农地是生产要素，承包的土地是农户的生产资料，承包经营权是农户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权利。征地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必须考虑农地及其农户承包经营权对农民的生存意义。农地是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其价格；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产权，土地的盈利能力决定其价格。在我国许多地区，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手段。因此，应该将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看作是物权性质的权利，给被征地农民合理、公平的补偿，确保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下降，保证农民失去土地后能够继续从事生产经营，保证失地农民能够得到可靠的社会保障。
为此，要通过立法规定补偿标准必须根据被征土地的未来用途、地理环境、质量和供求关系等因素来确定。在理论上，征地补偿应相当于被征收人因征地而遭受的各种损失的总和。在这里，既包括因征地导致的直接损失，也包括因征地造成的间接损失；不仅要补偿被征土地的现有价值，而且要考虑补偿被征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只有被征地者得到了合理公正的补偿，政府才可以基于公共用途征收土地。合理补偿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准是，获得补偿后能使原来的土地所有者的处境与征地前没有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被征地者经过补偿安置后其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但是，这只是最低标准，被征地人应该得到土地增值的大部分利益。根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土地用途转变后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获得25—30％，真正到农民手里只有5—10％。[7]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征地没有遵循公平补偿原则和生存权保障原则，通过牺牲被征地的农民利益为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与城市撤迁补偿相比，农村征地补偿标准明显过低。[8]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征地剥夺了农民数万亿元的土地利益，土地开发商从低价征地中每年获利一百亿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