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既然很多人都试图把自己的诉讼成本转嫁给国家、转嫁给社会、转嫁给媒体，那为什么社会或者不是当事人的第三方还会去干预，让他人将诉讼成本转移给自己而“上当受骗”呢？除了出于正义和良知，很多时候，人们在真正介入的时候，也是因为他们有收益。比如说，两个人生闷气，没人去管他。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在宿舍里吵架，晚上十点多钟，隔壁寝室的同学会过来说
“别吵啦，影响我睡觉！”，隔壁寝室同学的介入，是因为你们之间纠纷具有外在性，影响了别人的利益--睡眠利益。所以，就来提醒你们别吵了。国家干预的时候也是如此。的确，正义是解决纠纷的最好方式，但国家解决纠纷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成本收益的考量。纠纷会影响别人的平和生活，不解决会影响社会秩序；国家必须打击抢劫、盗窃，不然每个人上街都不敢带钱包。而安全和平和的社会秩序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因此国家在实现正义的同时，也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七、司法边界的专断源于司法资源的有限
那为什么社会对于有些纠纷不予理会，对有些纠纷就管呢？比如在诉讼中，我们可以讲每个纠纷都是重要的，但为什么我们要立个“失窃500元才能刑事立案”的规定？为什么500元以下就不能立案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国家态度是，国家司法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能保证社会最基本的东西。政府这种不把所有的纠纷都纳入司法的策略是不是有坏处呢？政府不是为了实现抽象的正义，尽管正义是最容易解决纠纷的，而排斥一些纠纷不纳入司法，是否会使社会受损呢？注意，尽管政府是出于成本收益的权衡，不让一部分纠纷进入司法诉讼，但是政府的这种权衡是有益的，对于整个社会都没有坏处。第一，从理论上讲，诉讼本身不增加社会财富，至少大陆法系是认为不增加社会财富的，因为诉讼是对已有的财产权益进行分配，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因此这个社会不能仅仅为了解决一个财富分配的问题花很多钱。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国家应该用更多的金钱、时间、精力去发展，这才是对社会最有利的，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仅仅是靠司法来使国家富裕的，诉讼顶多就是我和罗教授之争，争来争去就是为了1000块钱，到底是你分400我分600，还是你分600我分400，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消耗，不但自己消耗，还要拉上法官，一审、二审，有时还要再审，你看国家在这里面投进去多少钱。但是国家所有的钱都是有机会成本的，用来诉讼的话，就不能用来发展生产，因此诉讼本身是不可能创造社会财富的，至少从大陆法系来说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