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案卷移送主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审理集中性
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重要价值之一。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进行充分的庭前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充分的准备乃集中审理的前提”。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审判前的程序性准备，而且包括让庭审法官提前知悉案情、整理争议焦点。对于多被告人、多罪名的复杂大案、团伙犯罪案件、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案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数额巨大、案情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等，其案卷材料十几本、几十本、甚至几百本，涉及的人名、地名、证人等数量非常大。如果庭审法官事先不仔细、全面地阅卷，那么在开庭审理时别说查明案情，甚至可能连基本的人名、地名和案情都无法记清，如何审案？从我国的司法实际情况看，法官也有必要对案件作一定的实体性审查。
4．有利于保障辩护人的阅卷权，实现控辩平等
现行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检察官在庭审前能够依职权将主权要证据复印件移送法院，而辩方却无法在庭审前将己方的证据及诉讼材料提交给法院，法院尚未开庭审理，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便已居于优势的地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这样势必导致控辩双方的不平等。案卷移送主义往往与律师阅卷权相互配套，法官虽然能在庭前接触案卷，但是辩护人同时也享有毫无限制的阅卷权。这种阅卷权使得辩护人能够事先了解检察官起诉的证据，从而有助于被告人防御权的行使。诉讼制度是以具有完全能力的理性人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分工趋于细密，法律的专业性变得越来越强，不同的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差别较大，在利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也往往实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如果法官机械地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消极地主持庭审和进行裁判，自由放任当事人在法庭上竞技，诉讼所追求的发现案件真实和实现正义的目标就显然难以实现，法官也难以作出公正的裁判结果。所以，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法官要“注意行使释明权以弥补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不足，真正从实质上解决纠纷，不能让法庭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这话虽然是针对民事诉讼来说的，但对刑事诉讼来说，一样有参考意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对于辩护律师及时掌握控诉证据，及时与犯罪嫌疑人核对涉案事实，有针对性地收集辩护证据，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条件。上述律师权利如果真正得以实现，将为控辩平等迈出重要一步。
5．“案卷移送主义”是与我国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相适应的
中国刑事审判中实际存在着一种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模式。刑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普遍通过宣讲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并将其作为判决的基础。“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裁判方式不仅造成现代刑事证据规则难以建立和实施，而且还导致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过程流于形式，诸多为规范法庭审判而建立的诉讼原则和程序规则形同虚设。“未来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纵然全面确立了无罪推定、审判公开、直接、言词和辩护论原则，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建立起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甚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吸收了来自英美法之中的交叉询问、意见证据、品格证据、作证特权等一系列与证人证言有关的证据规则，但只要法院仍然坚持‘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方式，仍然将侦查人员制作的案卷笔录视为具有天然证据能力的证据和具有优势证明力的裁判依据，那么，中国刑事审判的基本面目就不可能发生重大的改观。”陈瑞华教授的分析是中肯的。目前我国的刑事审判完全是建立的案卷笔录的基础上的。但问题还在于，中国刑事案卷制度的未来，“尽管审判的地位将被加强，但是其主持进行的所有诉讼活动，实际上最终都必须以侦查所获得的案卷材料为基础，没有侦查的案卷材料，所谓直接原则几乎无法适用，因为法官讯问／询问的内容，法官自主调查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都产生于经阅读案卷而把握的案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侦查阶段的重要性将被维持，同时案卷形成的早期性、案卷的证据性特点也将继续存在。”笔者认为，只要“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不改变，起诉书一本主义就没有任何意义。在“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条件下，“卷宗移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克服“案卷笔录中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