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初创，经过建国初期的发展，到1963年《刑法草案》以及1979年《刑法》，我国已经较为具体地构建了死刑制度的基本框架，体现了保留死刑并慎用死刑的基本思路，强调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禁乱杀。1997年《刑法》分则基于犯罪日益严重的时代背景，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但是严格限制死刑仍然是我国死刑适用的根本理念，并且《刑法》总则的有关死刑限制制度更为严格合理，死刑只是在极端场合（多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方法：（1）适用对象限制：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未成年人及孕妇一律不适用死刑，包括不适用死缓；（2）适用程序限制：死刑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2年执行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3）死刑执行限制：死刑只能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执行中如果发现可能有错误或者具有法定情形的，应当暂停执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4）死缓制度限制：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5）罪状明确：刑法分则对于死刑罪状的规定，更为具体明确，由此严格死刑的适用。例如，1997年《刑法》第121条规定，劫持航空器罪处死刑的罪状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6）相对确定：《刑法》分则规定有死刑的条文，除个别以外，均将死刑与无期徒刑等刑种并列供选，由此严格死刑的适用。
三、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根据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实际中裁量死刑，必须同时符合《刑法》分则与总则的规定。这就意味着，死刑只能适用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有死刑法定刑的具体犯罪，并且即使在分则规定了死刑法定刑的场合，适用死刑还必须符合《刑法》总则的限制规定，诸如，特定主体的排除、罪行极其严重的符合、最高法院的核准等。这些总则与分则的限制条件，在死刑的适用中缺一不可。孙伟铭死刑案的二审改判，也贯彻了我国刑法这一死刑适用的制度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