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民众的宽容，还突出体现在刑法在抗制仇恨犯罪时的宽容。犯罪原因论早就说明，犯罪是社会原因、个体原因等多方面、多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仇恨犯罪也是如此。我国的各项立法必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平等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司法机关应当针对这仇恨犯罪的不同情形，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味从重从快是“复仇文化”在作祟。仇恨犯罪本来就是在复仇情绪作用下的结果，但是刑法不能再“复仇”，走上报复主义刑法观的老路。“必须报复的要求来源于人类自身，只是被国家利用后，常被强大的国家权力变异成典型的报复主义刑法观。刑法在相当长时间里基本处于报复主义刑法观的阴影下，而且直到今天，传统刑法中的报复主义残余仍然相当多。报复主义刑法是占据人类历史最多时间的刑法理念，古代镇压主义刑法、近代工具主义刑法、当代的敌人刑法，都是报复主义刑法的表现。”{11}即使是报应刑，也要讲求“等价报应”，更何况报应刑早就受到教育刑等刑罚观的种种挑战。在现代文明社会，报应刑坚持有罪必赎，“有罪必罚”的观念将有所改变。报应刑应予适当修正，而报复主义刑法观则不可取。其实，在对仇恨犯罪有较早立法、司法经验与研究的英美法系国家，对仇恨犯罪一般都有宽、严两方面的规定。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实施谋杀时，被告人受到精神和情绪的极度混乱的影响”是减轻情节之一。{12}英国刑法中，“激怒”可以成为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辩护理由，其指控应当被降为杀人罪。然而，出于偏见、歧视等“仇恨”动机实施的犯罪要从严处罚，例如，1994年美国《联邦暴力犯罪控制与执行法》规定，对仇恨犯罪的处刑提高3个等级。{13}
笔者认为，预防、减少仇恨犯罪的有效方法，不是筛选出一些犯罪并贴上“仇恨犯罪”的标签，予以从严处罚，而应当逐步、潜移默化地改变、推进多元的文化价值观，推进原本有着很大差异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建构现代社会宽容的法律文化来实现，而依靠刑法从严惩处并非明智之举。对待仇恨犯罪，刑法既不能袖手旁观，也不能反应过激，更不能逾越宪法、刑法的边界功能的限制，作出过度的反应，那样，刑法就成了纯粹的社会秩序治理的“工具”。应当时刻铭记，刑法同时还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