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的法治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制度难建立，文化就更难孕育培养，需要耐心等待。这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而应当积极应对，寻求化解、减少仇恨因素的突破口，用心培育宽容的法律文化，推崇宽恕情怀，拒绝复仇文化的历史条件。宽容并非无底线的一味忍让退缩。现代宽容的法律文化既要彻底作别野蛮的传统复仇文化，又要用法律处置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民众要杜绝“法外复仇”，政府也应杜绝“法外开恩”、“法外处理”。要清除残暴的复仇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需要远离复仇，营造现代宽容的法律文化。宽容，首先是一种意志、是一种智慧。恨常常比爱的强度大—看看因为怨恨导致的犯罪（特别是恐怖犯罪）、战争的破坏力就知道了。而且恨通常也远比爱的持续时间长。通过大脑机制的神经内科学的研究发现，人在恨的同时伴有愤怒和强烈复杂的化学反应。每恨一次，恨就通过心理和化学机制强化一次，而要做到宽容就难多了。文明社会的人们应当学会宽容与反思，要能够吸取教训，变得智慧，学会自我保护。若做不到宽容，也至少应当“以直报怨”，而不是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托尔斯泰在《天国在你心中》一书中具体阐述了非暴力思想，他认为，“我们不坚持用邪恶对付邪恶。应该用正当的手段而不是邪恶的手段来反对邪恶。”中国历史上有“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的古训，也有“为国忘私仇，千秋思廉蔺”的美谈。我们应当从法律文化着手，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的思维模式。
（二）谁对谁宽容，如何宽容
1、政府对民众的宽容。应当清醒、理性地看待我国传统复仇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复仇本身是对正义追求的直接反映形式之一，大是大非、大善大恶是人性必须面对的原则问题；大爱大恨是人类最重要的两种情感，其中包含着原始正义的元素。崇尚复仇不仅是人类的动物本能，也是古人崇尚正义的一种方式。在公正的法律与严格的执法出现之前，要让邪恶有所收敛，就只能比邪恶更邪恶。所谓“血以血偿，仇以仇报，恶以恶还”（骚塞语），成为中西通行的道德准则，自有它的历史合理性。{8}传统复仇文化并非全恶、一无是处，不应对其一概予以否定性评价。[3]它根植于“公平”、“正义”理念，是对以暴易暴、以恶易恶的直译。复仇思想体现了追求自然公正的精神，当法律与政治不能给人以公正的时候，就强调自然公正，凭个人的血性来复仇雪耻，以追求公正的实现。儒家有以直报怨的教导，佛教也有驱魔即是护法、除恶即是行善的说法。复仇不仅具有伦理道德上的正义性，有时甚至被赋予美学意义，即所谓“仇恨美学”，因为复仇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
正是由于从本能的报复发展到复仇，人们之间激烈冲突的频度反倒可能降低。[4]这样，问题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政府对民众的最大宽容，就是建立、维护公正、合理的各项制度。当前，我国民众维权、政府维稳两方面的成本都很高。政府在维稳的同时想到维权、做到维权，就是对民众的最大宽容。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尊重弱者、尊重底层。我国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维权、抗议两类。即使是抗议、泄愤，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当以开放、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群体性事件，更要设身处地进行“换位思考”，更要有接受批评和指责的大度，甚至应有面对敌意、仇恨攻击的胸怀。况且，并非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具有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并非所有的仇恨都会转化成犯罪，并非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对社会、对政府有敌意。即使是违法犯罪，也要查清前因后果，区别对待于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社会冲突”有多种情况，应当分清具体情况，而不是将其泛政治化。各地政府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社会冲突，通过建立社会安全阀与缓冲机制来调控群体性事件中的仇恨。{9}从终极意义上讲，各地政府应当有效地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政府必须是有效的，而有效政府应该是市场的、法治的、分权的和民主的。”{10}要减少仇恨犯罪，各地政府应当提高行为人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变仇恨犯罪的“法外复仇”为“法内报应、法内追责”。国人的一个特点是，即便已经有了法律意识，有了相对完备的立法，但是出于惯性，一旦遇到具体问题，不是找法、用法，而是习惯性地找关系，一旦没有关系与门路，就只剩下了铤而走险，进行“法外维权”、“法外复仇”。而政府则习惯于打电话、批条子，进行“法外处理”。“犯罪控制的理想模式是犯罪控制的法制化，”{5}50意义非同寻常，尤其是在抗制仇恨犯罪时更应注意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