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犯罪动机相比，仇恨心理一旦形成，容易被不断地无限放大，很难消解。因此，常常表现出目标坚定、破坏力强、杀伤力大的特点，且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很容易从个体的、局部的仇恨犯罪扩展至大面积、大范围的群体性事件。因此，仇恨犯罪也比因贪财、贪色、寻求刺激等动机实施的犯罪更具危险性。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而仇恨犯罪即为典型表征之一。循着“仇恨—复仇”这样的路线，许多起因不同的仇恨犯罪每天在不同地方发生，“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逻辑带来的是暴力的传递轮回、恶性循环，因仇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个体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危害了国家、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如同对待其他犯罪一样，要想消灭仇恨犯罪是不现实、太过遥远的目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减少仇恨犯罪的努力。要减少仇恨犯罪，需要找出其根本原因，在多方面有所作为，包括但是不限于：加快建立、完善各项公平、合理的制度，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改变权力资本化、等级观念，建设清正廉洁的各级政府；努力实现社会竞争与资源、机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让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都获得相应的生存空间、发展机会，都能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逐步缩小历史形成的各种差异因素；提高政府各部门的社会控制力；增强司法公信力，等等。亦即，从制度层面看，对仇恨犯罪的治本之策是“公平即稳定”，分配的正义举足轻重。{7}但是，制度与文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制度是刚性的，文化是柔性的，应当“刚柔并济”，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仇恨犯罪的诸多成因中，也有我国传统复仇文化的潜在作用。文明社会对最优制度安排不会停止，同时也应当将目光投向现代宽容法律文化的营造，这是现代文明、民主、法治国家的底蕴所在。
三、现代宽容法律文化的营造与仇恨犯罪的抗制
当前，建构和谐社会需要结合我国的传统复仇文化特点，制定适当的预防和惩处仇恨犯罪的刑事政策，而刑法更应作出理性、适度的反应。
（一）营造现代宽容法律文化之动因
美国小拉什·多兹尔在《仇恨的本质》一书中宣称，“21世纪的问题就是仇恨问题。”仇恨心理是一种易生成、难排解的心理恶魔，折磨别人更伤害自己。仇恨犯罪者在消灭仇人的同时，也葬送了自己，如果因为小的恩怨而成仇、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将这种怨恨升格为不同群体之间的仇恨—民族、地区、国家、贫富之间的仇恨，后果则更加不堪设想。用仇恨永远化解不了仇恨，只会导致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玉石俱焚。然而，除了极少数的激愤犯罪以外，从仇恨到实施仇恨犯罪，通常是有着时空距离的，这正是我们应当充分把握的、使得仇恨不要走向仇恨犯罪的距离；是行为人自己、政府和社会、司法机关可以有所作为、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距离；是通过宽容、理性的文化营造，鼓励和帮助其合法维权、进行口我情绪调整与控制、防止悲剧发生的距离。
仇恨的产生大多是本能的，而复仇所表现出来的仇恨犯罪却时常夹杂着本能与理性—复仇行为大多是在这种本能的控制下精心策划的。应当认识到，我国传统复仇文化离不开它的历史背景，那时告状无门，走投无路，因此复仇常常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选择。我们对传统复仇文化要客观评价、有所取舍，复仇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同样，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8}报复、复仇是人类原始的、朴素的情感，虽有其正义的一面却容易失去理性而无度。人类从蛮荒状态发展到稳定、有序、文明的现代社会，“以人为本”是一大标志，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应当摒弃朴素、原始、野蛮的复仇思想，国家更应当创造实现公平、正义、和谐的条件，大力拓展民众自由表达的空间、疏通各种救济渠道，减少和减弱人们进行复仇、报复的冲动。
